背景：
2012年1月27日中水电29名员工被苏丹反政府武装劫持，31日又有25名中国员工被埃及部落武装劫持，以及之前在缅甸修建大坝中断的事情，而像类似的风险，中国企业遭遇的并不少。中国企业是否会遭遇越来越多这样的风险？造成这种风险的原因主要是区域冲突还是经济竞争？ 对于企业在这种高风险地区投资如何应对？从政府层面来讲，应该对企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从国际经验看，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方式？
利益：中国企业投资海外
2011年，中非贸易额突破16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非各类投资累计超过40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147亿美元。在非投资的中方企业已超过2000家。在我国央企海外业务中，海外工程业务占比最大，而这些工程项目大部分分布在非洲、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区。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央企在海外承包了大量基础设施工程。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能源需求国，而统计资料表明，全球最重要的50多种矿产中，非洲有17种的蕴藏量居世界第一位。以石油为例，目前非洲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海外石油来源地，预计未来尼日利亚、苏丹、安哥拉、加蓬、乍得等国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即使有风险中国也必须留在那里。更促使中国企业留在高危地区的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是国内市场的饱和。拿中国企业经常做的建筑工程承包为例，目前，中国建筑业从业人数已超过4000万人，其中约有1500万人处于无工状态，这一部分富余劳动力迫切需要转移出去。而只有在非洲和中东这两个高危区的工程承包市场上，中国企业才能既与西方承包商比成本优势，又与当地承包商比技术优势。所以说，中国人远赴海外冒险往往是身不由己；很多中国人施工的水坝、公路的工地会发生恐怖袭击，原因也正在于此。而且从趋势上看，此类“自找”的安全问题在今后几年会越来越严重。
中国“走出去”的战略实施得晚，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有8234万中国人走出国门，到2011年底境外中资企业达接近3万家万多家。这是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未曾出现过的盛况，加上没有多少海外生存经验，客观上导致中国人在海外遭受袭击侵害的频率上升。所以，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问题，实际上是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这其中，最经常发生的抢劫、诈骗、车祸等治安案件，客观存在于任何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是一种常态，只不过因身处国外不熟悉救济手段才受到关注。
西方企业或出于安全考虑，或为了配合政府实施经济制裁，或迫于国际人权组织的压力，多数已经退出，这就给中国企业的进入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中国企业似乎热衷于把“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进一步转变为“性命廉价”的优势，只要对象国市场的利润足够高。
在非洲的另外一些地方，某些中国企业把国内采用的不人道的用工制度带到了这里，拖欠工资、加班、随意解雇，这种粗鄙的经济伦理引发了很多风波。仅以中国某工程公司在加蓬的一个建设项目为例，当该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后，公司随即解雇了大批当地雇用的“临时工”，被解雇工人随后举行了罢工并与资方发生冲突。
政治：企业不能回避的现实
而这些国家的反政府组织则往往因此迁怒于中国人，并通过打击中国人来警告当地政府，在巴基斯坦就是这样。顺便说一下，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本是个荒凉多石的偏远小渔村，是中国投资十几亿元将它变成了巴国第二大深水港，以后还可改为军港。在类似的利益面前，很少有国家会因恐怖袭击而放弃。
由于种种原因，有时明知一国正处于风险集中期，我外交部门仍维持“外松内紧”的宣传格局，这种政策思路或许在国内很管用，但到国外，由于中国公民来去走动频繁，难以收集信息，通过公司或单位发布预警的渠道也有限，很容易造成信息发布的“窄众化”，甚至出现一些攸关生死的警讯停留在无关痛痒的信息中转者手中而无法送达一线受众的现象。
由于西方一些活动团体和人士将自2003年起在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的大规模人口死亡事件归咎于苏丹政府的纵容，因而推动包括哈佛管理公司、富达投资以及德国西门子公司、苏黎士的ABB集团在内的投资机构和企业从苏丹撤资，美国迄今也已有17个州通过了苏丹撤资法案。而从1996年起在苏丹投资，一直留在当地，目前是苏丹最大外国投资者的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股份的母公司)就成了这些团体和人士的眼中钉。
认为不干涉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进程就能置身于其动乱之外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中国的国有公司和外事部门当然有能力在这些国家的精英人群之中赢得朋友，但应对来自强大武装组织的威胁则是另一回事。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的矛盾，中国国家利益与当地中国企业的矛盾，中国当地利益与其他大国既得利益的矛盾，中国能源开采与当地可持续发展的矛盾，短期效益与长期风险的矛盾……这些矛盾对于中国的抗险思维提出了新的要求。
博弈：中国企业的尴尬境地
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海外投资热极大地刺激了一些外国歹徒的发财欲望，加之中国人足迹遍及全球似乎绑架起来比较方便，因此使得某些外国歹徒对这项“新兴产业”乐此不疲。尽管中国目前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尚未脱贫，然而中国GDP居全球第二、海外投资项目遍布世界各大洲也是不争的事实；加之中国富人中的一些人在国外购物时喜欢炫富，再加上凡人口密集处华人身影无处不在、防范意识尚待提高等多种因素，使劫匪“干起活来”得心应手成功率极高，因而绑架中国人就很有可能成了国外一些不逞之徒的敛财手段。
中国为了捍卫自身的大国尊严和确保被劫持人质生命安全，或许在同歹徒谈判时出手过于大方，使国外歹徒从中品尝到了甜头，因此愈加对此行道情有独钟恋恋不舍。近几年来，绑架中国人的事件从亚洲蔓延到了欧洲、拉丁美洲、非洲等许多国家。其中，遭到歹徒伤害者亦不乏其人，影响非常不好。这就使得中国驻各事发国大使馆，往往为了挽救人质而不惜疲于奔命花费各种代价。其费用究竟多少虽不得而知，但仅从一些坊间传闻和影视剧情亦可相信其价格肯定不菲。其正如凤凰评论员吕宁思先生所说：“抓中国人作为人质，你就有利可图，而且可能是暴利”。
中国一直奉行的和平崛起战略及温和的外交政策，既让相关国家在对此事的处理上不可能做到从严从快，也使得国外专打中国人主意的劫匪免去了不少畏惧之心。纵观过去多次发生的中国人遭绑架事件过程与结果，中国从未因某起人质事件而和事发国发生过什么过激的外交争议，也从无派遣过什么突击队、特警队、狙击枪手等武装人员的先例，更谈不上在异国他乡同劫匪进行过什么虎口抢险之类的扣人心弦战斗。这样做虽然从大局上讲无可厚非，但客观地讲，从彻底铲除绑架中国人土壤上说却无益处。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在对待此类问题上，也能像美国海豹突击队营救索马里被劫持人质一样强硬，凡胆敢对其公民实施绑架威胁的人员必将受到严厉惩罚的话，那么，无论是苏丹反政府军还是南苏丹政府，必会对自己的行为作出相对明智的抉择。
未来：中国企业战略风险评估
中国已是全球外派劳务输出大国，中国公民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走出国门，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合作。这既推动了国家融入全球化，带动中国相关领域的发展，同时也凸显了中国海外公民的人身安全问题。相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外出劳务群体遭遇风险的可能性更大。他们中有很大部分人工作在油井、公路、铁路或其他基础设施领域，作业地点相对偏远，远离城市，保护工作往往更为艰难。
企业面临的风险无非市场和非市场两个方面。市场风险包括经济形势的变化、合同纠纷、雇主破产或违约、劳务人员脱岗等等，非市场风险则包括自然灾害、当地政治安全形势、社会治安状况等因素。对于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国家政策对安全风险评估有要求，企业自身对风险也会有自己的考虑与判断，但各种不可控因素叠加交织，使得判断与考虑有时很难做到全面准确。
对于海外投资、劳务输出而言，动荡局势、政治冲突、恐怖袭击等非市场风险评估尤其需要摆在重要位置。这既因为人身安全是第一位，也处在国家利益首位，也因为这些风险是可能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参与国际市场的整体因素，直接威胁到东道国所有投资企业的利益。
一个企业的海外劳务输出行为不是国家行为，但海外安全评估不只是企业自己的事情，建立对外劳务合作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机制应在更深层面进入国家、政府和企业的议事日程。
目前中国“走出去”企业以资源能源类为主，而资源丰富地区往往是内在矛盾复杂的高冲突地区，目前更是各个大国争夺激烈而政治风潮涌动的敏感地区。中国企业对这些高风险地区的研究不足和实践盲动已经埋下了安全隐患。
应对当前海外投资风险的办法，中国投资者首先应参照联合国发布的冲突地区投资指南，加强风险评估，制定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
其次要加强海外民间公关力度，吸取以往一些事件的教训，切实反思如何协调包括民众、政府、反政府武装等各方利益，在政治风险和经济利益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第三，重新平衡与冲突地区政府的关系，避免形成“一边倒”印象，同时加强社会责任担当，以普惠于民的实际作为争取当地民众和舆论支持。
第四，借鉴成熟跨国公司的管理制度和经验，推动在中国“走出去”企业中建立“合规”内控机制，树立负责任的海外经营形象，确保可持续发展。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高级合伙人 孙连才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