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曾”表明有一说一不容易
 中国中央电视台街头采访:“你幸福吗?”再现神回复,一位老人面对记者问话时说,“我耳朵不好”;在郑州就读的一名大学生回答称,最坏的事是接受采访时,队被人插了。此前面对央视这一问题的更神的回复是,山西省清徐县北营村务工人员焦先生称,“我姓曾”。

为什么在面对“你幸福吗”的问题时会出现神似的神回复?概括地说,环境使然。

问题不在于媒体这样的提问或问话该不该问,而是要看在什么环境和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问。幸福是一个很难量化的问题,全在于一个人的感觉。同时,幸福也是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所以,被问的人一时半会儿是很难回答的。而且,这种当众回答的压力甚至不亚于当众回答别人的戏谑问话:昨晚你是回家与老婆一起过的吗?这会让人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最神的回答也只有顾左右而言他了。

类似的问题,就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来看,最好是设计成问卷调查来提问,如此,既让被调查者愿意和乐意回答问题,也会让回答的真实性和可信度的比例较高,否则就会弄成要么是很尴尬,要么是顾左右而言他,毫无真实性,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和资源,几方都不讨好。

不过,环境使然的真正问题是,公众有无免于恐惧的自由。也即是说,如果说了真话,是否可以免除种种不测、不详,甚至不幸,至少是不担心会受到打击和报复。

显而易见,当公众看到递过来的话筒时,不免心里紧张,而且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在知道自己的话是可能当作新闻播出去让世人都看到的情况下,这样的问题明显地有着问话人的预期答案,或称为“政治正确”的答案。据实回答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未必与预期答案相符。自己的不符合预期答案的回复能否播出是另一回事,但万一播出了,惹来的麻烦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很有可能是连锁反应。但是,如果揣摩问话者的答案予以回答,又与自己的真实感受不相符,这种不说真话播出来又未必不会让观众看出来。所以,被采访者只能处于首鼠两端。

其实,这种让受访者为难的问题本来就不应该出现,也不是专业媒体应采用的工作方式。就连议会、人大的选举都要设计成不让他人看到的无记名投票,逼迫人们当众说出对一些私密、敏感或必须“政治正确”问题的是与非的回答,是否有些不厚道,甚至不符合新闻伦理?

了解历史和现实,就知道中国人为何如此恐惧当众真实回答问题。沉重的历史积累了无数个结痂的厚厚的伤疤,不宜一一撕破。只要知道“阳谋”这个词的人就会了解中国人对于说真话有着什么样的恐惧。不过,说真话的恐惧在当下也是实实在在的,并且是丰富多样的。

同为央视的节目“实话实话”就因为有人说了实话,回到单位评不了职称。评不了职称也意味着收入的减少,生活质量难以得到保证,所以也都怨多嘴和说实话。当然,这可能是说实话比较小的代价。更大一些的痛苦代价是,可能被拉入黑名单,被视为“汉奸”和当众戴上“汉奸”的帽子并进行殴打,在遭受皮肉之苦的同时,蒙受心灵的刺痛。

显然,这是一种当今环境下的“恐怖主义”或恐怖氛围,而制造这种恐怖氛围的还是有所谓的理性的人和知书达礼的人。一名副教授会公然对一名说出自己内心感受的80岁老人大打出手,并斥之以“汉奸”,至今,恐惧制造者并未受到公权力的处罚,可见,在中国说真话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

当然,说真话还有更沉重的代价,例如,下岗失业,被跨省追捕,被劳动教养等等。其实,这些恐惧不只是作为生物因素嵌入了中国人的基因,更是作为文化因素渗入到中国人的言行举止中。所以,公众也不傻,知道媒体这样的问话是在把他们摆在火炉上烤。于是,那位打工者先是很干脆地说,“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 然后被逼急了,才顾左右而言他,“我姓曾”。

当巴金的说真话并未得到应有的响应,而且种种铭记过去苦难的纪念馆并未建立之时,让中国公众敢于当面说真话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中国人的骨子里还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处事经验。媒体未必不能做幸福的文章或课题,只是不可用这种方式来为难中国的公众和草民,大可用网上调查或问卷调查来做,如此则既比较容易,又可能获得真实程度较高的答案。(部分摘录观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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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王璞 | 标签:社会热点 | 评论:2 | 阅读:1749 | 发表于:2012/10/31 14:51:55
评论者:匿名
2017/6/25 0:33:45
输入内容!!!
评论者:匿名
2017/6/25 0: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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