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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山西典商的繁荣及经营之道
顾问  项凯标   《财富人物》   总第142期
 
    随着当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阶层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鉴于中国金融业开放力度不够,广大中小企业、工商个体户以及其他强烈需求资金的社会群体,却因制度性的障碍得不到急需的资金,不仅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对民众的生活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广大社会舆论的呼吁下,自建国后在市面上消停几十年的小额抵押贷款机构——典当业又死灰复燃,不仅在中国当代金融机构中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有越来越发展之势。

    围绕典当业的经营及发展前景,社会有识之士做了许多探讨。作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有义务和责任从专业的角度探讨历史上典当业经营的经验教训,以为今天的典当业的发展服务。“明清山西典商的繁荣及经营之道”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作的。

一、典当业的特点与明清典当业的繁荣

1、典当业的特点

    典当业,俗称当铺、典铺、质库、押店等,是中国最古老的金融组织。它产生于南北朝(420年~589年)的寺庙内。彼时,佛教盛行,各地建有许多寺庙。寺庙依靠善男信女的布施,以及地租收入,积累了货币资本,因而开始从事押物借贷。典当业从发生至现在,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

    和其他的金融组织相比,典当的特点有四。一是开当铺是坐堂营业,有足够的抵押物在手,不劳追索,不怕逃欠,更有利可图。二是典当不虑货价涨落,不虑行市顺逆,只有人求于已,罕有己求于人。三是当铺习俗是“值十当五”,即所当物件如果估价10两银子,只能借贷5两银子。这样一方面可用有限的资金多做几笔业务,多得几分利息;另一方面又可在当物过期不赎成为死当后,将其出卖,从中再赚一笔。四是典当一般按月计息,即使当天赎也要付一个月利息,以后每月惯例“过三不过四”,即一个月后,第四天来赎就按两个月计息。

    典当业的放款对象主要是两类人:一是贫困农民、小手工业者。当物多为衣服、首饰、木器、农具等,其中尤以衣物为主,占80%以上,其次是农具、木器,许多当铺都专门设有仓库以便存放农户当入的各种农具。典当每笔放款数额都不大,每票所当多不及一元,超过5元以上者寥寥无几。另外,典户入典有的并非专为贷款,例如农民于春暖时,棉衣棉袄等容积较大物件,因住屋狭小,无处安放。或春耕开始,家中成年人多外出工作,将此种衣物储藏于不坚牢之屋内易被偷窃,故多视当铺为保险库。即无通融资金之需,亦有押寄珍贵衣服,以求安全者。

    二是下层知识分子和破落贵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除出身富家者外,多有清贫度日、俭朴一生者。他们在发迹之前或受挫折打击之时,常常不免“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于是只得进出于“穷人之管库”——质库、当铺。一些由于家业衰落的破落贵族也常出入于典当,凭面子以房或物为押,借款以度困难。有时某些家业巨大的贵族拍卖、典质贵重物品的行为还会促进当地典当业的发展。例如,清代山西潞安地区(今长治地区)典当业的发达即与当地一家破落贵族有关。清朝入关后,明朝的一个王爷将其祖上在潞州的珍奇异宝、金银细软等许多贵重物品全部寄存到吾乐村其舅父家,只携带少量物品逃跑。后来,王爷的舅父财源断绝,只好拍卖、典当珍宝维持生活,吾乐村的典当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典当业的风险主要有二:一是被骗的风险。当铺毕竟主要是与社会下层(当然也包括落魄贵族)打交道的金融组织,按照孟子的“无恒产者无恒心” 的说法,这一阶层行骗的动力更强,加之典物种类繁多,一般人很难闹明白它的真正价值,这更为行骗创造了条件。二是被盗、被抢的风险。由于当铺资本高、贵重用品多,因而财大招风,常是强盗、窃贼以及哗变的官军以及农民起义军哄抢的对象,因此当铺最害怕社会动乱,常通过官商的勾结以及寻求江湖帮派的帮助来维持其安全。

    由此可见,典当作为小额抵押贷款,其风险可得到较好的抑制,获利较为稳定,这对哪些资本雄厚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投资选择,因而有资本的人乐意从事。在古代,一个城镇或州县,开设当铺多少,常被视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标志。但当铺收取抵押品的特点也限制了它的发展。由于人们的有形资产总是有限的,故资本需求量大的工商业者往往被当铺排斥之外,这就为钱庄、账局、票号以及现代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也使当铺从最初非常重要的金融组织蜕变为专为资本需求不大,信用状况不良、但还有物可当的社会各阶层服务的金融组织。

2、明清典当业迅速发展的原因

    明清以来,典当业发展迅速,是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贫富分化加剧,城乡贫民阶层对资金需求强烈这一历史背景分不开的。当时的税收制度不是根据人们的实际收入来征税,而是根据土地、人丁等来征税,而各个家庭遇到天灾人祸等不可控制力量的概率是不一样的,这样必会造成实际收入的不一样。当政府仍然拿一个标准来征税事,就会有不少贫困家庭为了交税,不得不以房产、地产、农具、衣服等做抵押来换取一定数量的货币。有的家庭在正常完税后因所剩无几,为了生活,也不得不以房产、地产、农具等做抵押换取一定数量的货币。另外,当时科学技术不发达,靠天吃饭,风雨稍有不调,就会颗粒无收。在这种情况下,极其脆弱的小生产者经常需要小额贷金以资周转。除了向亲友求借,或向宗族乡邻抵押田宅外,更为主要的是求助于附近的当铺,将一些暂不急用的衣物、家具、农工用具等典当,以换取一定的资金用以济急。这就是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典当行发展的原因。

    当然,明清政府的极力倡导与扶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典当业的发展。

    当铺被封建统治者认为是最便民的金融机构,因此大力提倡。史书记载,雍正在其继位之前,曾经经营过典当业,而且获利甚丰。乾隆第六子永珞分府时,皇帝曾赐给他一座拥有4万两资金的当铺,年利可达3840两。乾隆时也曾分别将内务府所管皇当中的恩丰、春和两座典当赏赐给舒赫德、张廷玉两位满汉重臣。这事实上是对官吏们自行投资开当蓄财的鼓励,一时间大小官吏竞相效尤,官宦们纷纷以开设典当为保值生财之道,或直接投资或合股经营当铺成为官场一时之风气。帝王、贵族、官府大都热衷于典当取利,这对“民当”的兴盛无疑具有极强的刺激作用,一般民间富人纷纷出资开设民当,有些人还成为专业的典商或从业人员。

    基于对典当便民作用的高度重视,典当业在清以前根本不纳税,即使清顺治九年(1652年)开始征税,各直省每年征税银5两,京城仍由顺天府酌量铺面征收,而轻于各直省 。康熙三年(1664年),京城当铺才按各直省税率一律年征5两 。雍正、乾隆时曾对典当业当税作过几次调整,但实际上税率并未增加,仍然为平均每座5两,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国有当铺18,075座,收典税9,0375两,嘉庆十七年(1812年)全国共有典铺23,139座,收税额115,695两 ,平均每座当铺一年只收5两税银,这样的典税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是年,户部以当商取利较厚,税额犹轻,遂把当税提高10倍,后因阻力重重,实际每铺的征税银只有25两,且对少数经济贫困地区实行减征的优惠政策。

    当铺有数千金乃至数万金的资本,而每年只纳数两典税,不能不谓之极轻。典当月息最高三分,等于年息36分,每放出1两白银的账,一年可得息银3钱6分。5两税银只等于近14两白银一年的息银。典当资本一般一二万两,多者5万两以上,一年的利润可想而知。康熙年间的程浚在《盐政田革议》中指出:“商之名号甚美者,首推质库与木客矣。乃典商大者数万金,小者亦不下数千金,每年仅纳税银数两而已,木商除关税外,亦无他取也。”轻微的典税增强了其获利能力,使典当业更为有利可图,而丰富的利润则进一步促进了典当业的发展和兴盛。

    显然,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的开明政策,才是这一时期典当业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

二、山西商人垄断了典当业的半壁江山

    山西人擅于经商,由来已久,在钱业方面,经营放贷的票号、账局、典当号称三大支

    柱,其中典当业规模宏大,史称全国之“典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 。山西典当业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山西人开设的典铺,分布极广,从省内到省外,从繁华都市到县城集镇,到处都飘扬着西典(指山西典当业)的招幌,以至“凡是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 。尤其在北方城市,晋商更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除北方外,山西典商的足迹也到达南方,尤其是江浙地区。明清时期江浙地区商品经济空前发达,兴起了众多的新兴市镇,为典当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故大批山西典商活跃于此。据邵彬儒《俗话倾谈》载:“山西当商,多在江南金陵大城放官账”。当时,山西商人在沿江各埠开设之典当不下四五百家,且皆自出纸币,通行无阻。

    二是山西典铺资本雄厚,规模庞大。王韬在《遁窟澜言》载:“山西灵石县杨氏,巨族也,以豪富多,在京师开设当铺七十余所,京中人呼之当杨。”其他富有的山西典商见于记载的也很多。如,太谷曹家为世代富商,其资本额曾高达一千余万两,商号遍及东北、西北及华中诸大城市,且远及莫斯科、西伯利亚和蒙古。曹家主要经营钱庄、典当及绸缎药材等,其中典当是获利较大的一项业务,在各地开设了许多当铺。曹家典当资本雄厚,经常收当一些资小利薄难于周转的小当铺的转当物以从中获利。晋中巨贾祁县乔家,不仅开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而且在西北、京津、东北和长江流域各大商业区投以巨资经营当铺。介休冀家,除经营票号外,10万两银子以上的大当铺有钟盛、增盛、世盛、恒盛、永盛等遍布大江南北。祁县渠家是三晋源、长盛川、百川通几个票号的大财东,其开设的当铺亦及各大城市。

    三是山西当铺还广泛开展业务的多元化,既经营放贷业务又经营存款业务,还发行类似于现代银行信用卡的兑换券,成为一种综合性的金融机构。典当为了扩大资本吸收了社会大量的闲散资金,兼营存款业务,客户借以生息,典当则借以增加资本扩大典当业务。其中,吸收的最大存款项目是“官款”。官款存典既所谓“发典生息”。当时的月息6厘到1分不等,这对官府和当铺来说显然都是有利的。对官府来说,发当生息是升值;对当铺来说,1分借入官款,3分放出,等于无本可以牟到2分月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自然都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欲望。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七月,山西巡抚明德奏:“查晋省当商颇多,亦善营运,司库现存月款,请动借8万两,交商以一分生息。五六年后,除归旧帑本外,可有息本银7万两,每年生息8600余两,足敷通省惠兵之用……倡旨允许。” 除官款外,社会上众多善举、学校、水利、神庙、采买仓等方面的事业性基金也大量存入典当取息,这对典当业的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

    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山西典商还经营钱票发行,这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更便利的交换媒介物的反映,也是典当实力强、信用高,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反映。所谓钱票,与钱庄发行的钞票一样,是由当铺签发的一种兑换券,用它代替货币在市场流通,扩大经营,同时又可赚取一定的利息。据《晋商盛衰记》记载:“清乾嘉年间,晋商在长江各埠设典当四五百家,皆自出纸币,作现生息,每当只四五万资本,而上架二十余万,不贷客款分文,以纸币供周转,绰有余裕。” 至道光年间,晋商当铺与钱铺所发行的钱票更有凭贴、兑帖等各种各样的名目。“查民间置买房地,粜籴米粟,贸易货物用银之处少,用钱之处多……是以东浙、闽、广等省份用洋钱……山西等省则用钱票。”

    山西商人能够垄断全国典当业的半壁江山,是与其雄厚的物质资本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的储备分不开的。

一是资金雄厚。

    典当作为专门从事抵押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首先,鉴定当物须用专门人才——柜缺,此种专门人才的薪金比通常职员高。这就决定了当铺在职工薪水花费上要比其他行业高。

    其次,典铺是从事抵押放款业务的,必须有足够的周转资金,否则在满当期内及“死当”未处理期内,当铺将会出现资金周转停滞的状况,这样既影响业务的正常运行,又会降低其信誉。此外,典铺必须有足够的存放当物的地方,尤其是比较贵重的金银、首饰、皮毛、绸缎等,须有专门的库房保管。而且典铺还要特别注意防火、防盗。

    如,一座较具规模的皇当,包括铺房、铺面装饰、柜架设备、资本以及周转金在内,需要四、五万两银子。 皇当有官府权威做后盾,很少成为盗贼行劫的对象,而民当则不同,在建筑上要为防盗要花不少资金,所以一座较具规模的当铺所用资金应在5万两以上,这笔巨款非一般商人所能承受。显然,山西人能在全国各地大量开设典铺,是与他们有雄厚的资金作后盾分不开的。

    二是业典知识丰富,人力资本素质高

    并非有钱就能开典,还必须具备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一要识货,二要防骗。典物种类繁多,既有绫罗、绸缎、纱、绉、呢、布等各种丝、毛、棉织品,也有平民百姓的棉袄裤褂,达官贵人的朝衣蟒袍,各地皮毛土产、日用杂货、珠宝玉器、古玩礼品、名人字画、家庭器皿,足有上千万种。典铺必须对这些不同种类物品的产地、规模、特征、时价、质量做到心中有数,否则就无法估价或估价失度,或者推走顾客,或者遭受损失。典铺还会经常遇到以次充好、以劣充优、以伪充真、以近充古之事,而且一些骗子的骗术十分高明,稍有闪失,就会上当受骗。总之,经营典铺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而这些经验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它需要长期甚至世代业典才能逐渐积累起来。山西典商不仅世代经营,而且他们不坐守一隅,还兼营他业,这样就可以从其他行业的经营中获得启示,如晋商南下北上,长途贩运各种茶叶、皮毛、珠宝等,在买卖过程中可以增强鉴别能力。另外,山西典商遍布天下,可以从其他典商那里学习业典知识。这样经过世代积累,不断充实丰富,就形成一套经营典业的方法,成为人们开设当铺时众所皆依的“西典古法”。

    显然,正是实业资本的发达奠定了晋商在金融领域大展身手的基础。
 
三、山西典商的经营之道

    山西典商很早就认识到只有制定严格的、规范的规章制度,才能对整个典铺的经营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所以一般典铺都制定了极具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对经营宗旨、业务范围、职业道德、禁忌事项等各方面予以规范。这些规定制度号称“西典西法”,在典当业界极具声望,正是这些“西典西法”从根本上保证了山西当商在降低风险的前提下最求最大化利润目标的实现。

1、坚持高标准的用人原则,重视对典当人才的培养(既包括业务方面的培养,也包括职业操守方面的培养),力求从经营上控制风险。

    众所周知,当铺所收当的质物品种纷繁,对这成千上万种质物如何鉴别真伪,如何决定当价,如何进行保存以及如何防腐、防火、防潮、防骗均需较高的专业知识与管理水平。

    以当物价值评估而言,这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业务,既不能评估过高,也不能评估过低,其拆当比例(指定价)的大小,完全取决于评估者对当物本身及其市场可销价的熟练掌握与合理预测。拆当比例过高,会在某些条件下引起客户拒赎,造成死当,增加当铺的经济负担,影响当铺的利润;而拆当比例过低,又会使当户认为条件苛刻,有“凡进当铺必挨宰”的感觉,从而妨碍成交。由此可见,当铺的经济效益与当物价值的评估等日常工作好坏休戚相关,必须具有一批熟悉典当业务,充分了解信息、掌握行情的经营人才。

    山西典当坚持“唯才是用”的原则,如祁县广和当号规第八条规定:“东伙亲戚子弟,不得私自荐用,如有用者,开会公议。” 他们对伙友的选择特别严格,学徒进门要经过几年严格锻炼和考察,练字、打算盘是基本功,过不了这一关就不会被录用。经过多方面、长期的培训之后,贤者、有才能者就出师任以专职,不合格的则会被淘汰。但被选入当铺的也并非端了铁饭碗,如果触犯号规也是会被淘汰的。为陶冶伙友情操,当铺还规定了许多约束性情的号规,如不准赌博,不准吸食鸦片,如有犯者开除出号等。

    当铺对员工进行严格的选拔和培训,意义有二:一是能保证当铺的员工有很强的业务水准,既能正确地判断当物的价值,又能在保全顾客面子的前提下有效地防骗,避免当铺利益受损。二是能使员工有很高的职业素质,避免因遇到熟人,感情因素占了上风,从而做出违背原则、损害典铺利益的事情,毕竟类似情况在社会生活中比比皆是,因此从防范经营风险的角度讲,也是应该重视的。

2、重视制度建设,加强对员工的管理。

    尽管山西当商在员工的选拔和培养做了很多工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风险。但鉴于人经常有抵制不住外界诱惑犯错误的倾向,为了避免员工违背原则、滥用感情犯错误,当铺又做了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实行严格的财务控制,帮助员工抵制外界的各种威胁利诱。如规定:“众股东不得以股票向本号押借,违者以经理是问”,“铺中东伙不准浮挪暂借或承保他人向本号借取”,从而保证了公司资本的安全。“贷款人名上账,得有充分抵押,不得滥放” ,从而确保了贷款手续严格,避免了追款无门,有效地防止了金融风险。

    二是实行有效的激励制度——人身顶股,力求以长远利益来克服眼前利益的短视,通过提高员工遵守纪律的收益,来降低其犯错误的风险。晋商的顶身股是只出力,不出钱,但与银股一样,有分红的权利。其方式有二:一种是资本家在出资设典时对其聘请的经理事先言明顶身股若干,以合同形式规定下来;另一种是普通职工进典典龄在十年以上,没有过失,由经理向股东推荐,经众股东认可,即将其姓名记于“万金账”,写明从何时起,顶身股若干,即算顶了人力股。顶身股制度可激励职工钻研业务,学习技术,“殚心竭力”为商号着想,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商号的凝聚力。

    三是建立精干的组织结构来降低运营成本。典当行内部人员设置,遵循“紧七慢八”的原则,因事设人而不是因人设事。在当铺中,大掌柜是决策人物,主管全号人事和处理重要事务;二掌柜处理日常事务,负责对外联络、安排每日饭谱;三掌柜总管柜内业务,内事先生兼管文书、出纳及金银首饰等贵重押品的保管;柜员二至四人,经办收当、赎当、写票、清票等业务事项;学徒二人,协助柜员。精于的机构设置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管理费用,同时又增加了店员的责任心,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为当铺的稳定、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3、实行灵活的经营策略,实行差异化营销

    山西典商经营方式上的灵活多样,突出地表现在利率,即货币交易价格的制定上将差异化营销发挥到极致。

    一是当利因地方不同而不同。如山西南路汾城以南各县,当铺之利率为2.5%,中路偏南及北路偏西各县之当铺亦有月利2.5%的,但大多是月利3%。

    二是当铺利率有年底减利的惯例,即随时间不同而不同。如山西辽县、武乡、沁源、寿阳等县,平常月利2.5%,冬腊月赎时,按月利减为2%,到第二年二月底止。朔县则由2.5%减为1.5%,晋城则是月利3%,每年逢正月、二月、腊月减为2.5%。

    三是当利还视当物的品质而有所差异,视当户大小而有所差异,更有面议利率的情况。如太谷多数当铺,虽规定月利3%,但当额在50元以上者,得面议利率。

4、重视与外部环境关系的协调。

    山西典商以“和为贵”的思想为指导处理与各行各业及政府官吏间的关系,使自己的经营活动在比较融洽的环境中运转。如与估衣店、首饰店等密切合作,保证了绝当物的顺利销售、资金的正常周转;与政府官吏来往密切,获得大量官款生息,确保了流动资金的充足。通过捐助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等赢取了百姓好感。如,嘉庆十八年(1813年)平遥重修市楼,仅《众善募化芳名碑记》就载有当铺24家 。光绪三年(1877年)大旱,(孝义)县内外当行赈银救急,其中,境内27家当铺共捐赈银2129.4两,外埠有4家当铺共捐赈银2380两 。此类事例,在山西典商中十分普遍。

    山西典商还在各地设立会馆,一方面“联乡谊”,“敦亲睦之谊”,另一方面作为典商的自律性组织,制定经商准则、防止不正当竞争、处理商务纠纷以及发展多方面的关系以适应业务充分发展的需要。

四、山西典当业发展的启示

    典当业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促进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一个作用是有利于农民、一般市民等小生产者的发展,尤其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起着不小的维系作用。小农在意想不到的灾难发生或生产资金短缺时,不得不质物举贷,以便维持生产与生活。尽管质物举贷的农民常因无力赎当而失去农具等财产而变得更加贫困,甚至破产,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质物举贷的典当业,他们解决困难的途径会变得更加窄小,甚至会铤而走险做出损害社会秩序的行为。

    由于典当业的目标客户主要是贫困农民、小手工业者等,因此当物多为衣服、首饰、木器、农具等价值不高的琐碎物品,每笔放款数额也不大,每票所当多不及一元,超过5元以上者寥寥无几,但典当并没有因此而生出嫌弃之心。他们认为,农民值钱的东西是不多,但总有值钱的东西吧!如衣服、首饰、木器、农具等,把这些值钱的东西仔细统计一下,总是可以换取一定货币的,能换一分换一分,能换两分换两分,聊胜于无嘛!当铺就是这样积少成多,一点一点地发展起来的。所有这些,都说明山西典当业的市场推广工作做得多么细致,这是很值得当前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志在开发农村市场的金融企业学习的。

    中国当前开展新农村运动,一个重要的目标是满足农民等小生产者对资金的需求。应该说,农民兄弟有强烈的发财致富的动力,但手头现金有限,值钱的实物产品不多,很难作为抵押品向银行贷款,故各金融组织普遍不愿意开展针对农民的贷款业务。而不能解决农民、市民等小生产者对资金的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农民的收入就变成为一句空话。在这方面,好好琢磨一下山西当商是如何满足农民、市民等信用状况不太好的小生产者对资金的需求的,对我们当前金融机构改进工作应当是很有帮助的。

    当然,事物总是两方面的。山西典当业在有利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同时,也存在有损社会民生的一面,这主要指他们在给典当物作价时以贵作贱、折扣甚多。时人李燧指出:“物价值十者,给二焉。其书券也,金必曰淡,珠必曰米,裘必曰蛀,衣必曰破,恶其物所以贱其值也。金珠三年、衣裘二年不赎,则物非己有矣。赎物加利三分,锱铢必较,名曰便民,实闾阎之蠹也。” 也就是说,当铺总会给当物冠以各种贬词,以降低其价值,如棉纺织品冠以“破旧”二字,皮毛品冠以“大破、大洞”,对银器冠以“毛银”,首饰注以“淡金、沙金”,“铜锡器皿”则在当票上大写一“废”字,从而使所当之价值远低于当品本身的价值,这是百姓痛恶当铺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当铺这么做也有它的道理。典当的利润究其实是对未来投资的结果,而未来是不确定性的,如果经济形势好了,典当物的价值会上升,如果经济形势坏了,则典当物的价值要降低,因此当铺给典当物评估时侧重于长期持续的价值而非当时的时值,这是很有道理的。考虑到今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可以看出当铺这种做法的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当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欲使有限的金钱多周转几次,遂有意识地贬低典当物的价值,这就不合情理了,难怪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激烈批评,这是我们在分析山西典当的历史作用时必须要指出的,也是今天的典当从业者应引以为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