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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外企人经历的“超国民待遇”时代
合伙人  杨愿成   《大连半岛晨报》   201012
    2010年11月18日,国务院一纸公文出台“新政”:从2010年12月1日起,外资企业的月度财务报表上将出现两个新的科目: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税。随着这最后两项“内外有别”的税费征收统一化,在中国境内长达30年之久的外资(含港台地区)“超国民待遇”时代也正式宣告终结。
    安红(化名)——较早端外企饭碗的人、胡艾玲——日资企业驻大连工厂运营管理负责人、台湾人Charlie  Huang在中国内地投资已10年,记者以这三个人为样本,希望能从他们的体会或描述中,还原外资企业在中国内地经历过的“超国民待遇”30年。
    1978年12月13日可口可乐进入中国
    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与可口可乐达成了协议,采用补偿贸易方式,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旅游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设专厂灌装销售。可口可乐公司也成为第一家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
1979年7月利用外资第一部法律颁布
    我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是 《中外合资经营法》。该法于1979年7月颁布。
    第一阶段
    1978年~1979年
    起步
    时光倒流回1978年。8月,盛夏的滨城,火一般的炎热。19岁的大连姑娘安红,拖着大大的行李,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有些兴奋——她刚刚被国内一所知名高校的财会专业录取。对于未来,她满怀憧憬。
    同年12月13日,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与可口可乐达成了协议,采用补偿贸易方式,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旅游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设专厂灌装销售——由此,可口可乐公司成为第一家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
    签约两年后,可口可乐在中国建厂。随后,摩托罗拉、通用、三菱、惠普、大众等众多国际品牌陆续进入中国。“我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是《中外合资经营法》。”安红回忆说,该法于1979年7月颁布,“我当时正好20岁,坐在课堂里。根本不知道可口可乐是什么东西。 ”
    同年,北京外企服务集团公司宣告成立。“这是专门为在京外商企业提供服务的专业公司。 ”安红说,自己也是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该公司介绍而进入到一家美资企业工作的。“当时,我每月的工资大概有300多块,而我的一个表妹在大连的一家国企,每月才拿38.6元。 ”内外资企业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外资所享受的国家层面的“尊崇”,使外资企业迅速成为人们眼中的香饽饽。
    1980年9月10日内外资相关税法施行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通过施行——分别解决了中外合资企业对税制建设的要求及外国在华工作人员的个人所得课税问题。
    1982年1月1日《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施行1991年4月9日
    国家将上述涉外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制定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于当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二阶段
    1980年~1993年
    初步建立完善
    “超国民待遇是指中国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外商直接投资高于本国国民投资的待遇,如税收优惠、投资优惠、外汇管理优惠等许多优惠政策。”知名经济学家、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侯铁珊解释说,“超国民待遇”这一概念,是相对于“国民待遇”而言的,是2001年中国入世后才“追加”出现的。而我国对于“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
    “当年,中国有两套所得税法,外资一套,内资一套。 ”安红口里的这两部法律,是指1991年实施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1994年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
    资料显示:1980年9月10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通过施行——分别解决了中外合资企业对税制建设的要求及外国在华工作人员的个人所得课税问题;1982年1月1日,《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施行;1991年4月9日,国家将上述两部涉外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制定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于当年7月1日起施行。 1994年1月1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施行,由此统一了内资企业所得税制度。这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则的施行,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外资“超国民待遇”最具代表性的一点。
    “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五免五减半’、‘两免三减半’等。举例说,一个外资企业,在中国成立了一个经营期限10年的生产型企业,那么从盈利的第一年开始,可以获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即在盈利的前两年不予征税,后三年则减半征税,约为15%。 ”侯铁珊详细地给记者解释了这两部法律的区别。
    “这些法律解决了所得税方面的涉外课征问题。标志着比较完整、适用的涉外税收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侯铁珊教授表示,其降低了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大大地鼓舞了外商的投资热情,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
    安红回忆说,除此之外,这两套所得税法,在其他方面还有不同。比如,对中国企业的一些扣除项目,都是有限制的,但对于外资企业扣除方面的限制就很少,甚至是没有。“最明显的就是工资。当时,内资企业税前抵扣的工资不能超过800元。比如,员工每人每月的工资是2000元,但按规定,税前抵扣只有800元,其余的1200元都要算作企业的利润依法进行纳税。而外资企业则可以按照实际的工资额抵扣税金。因此,同样的情况下,内资相比较外资而言,交的税就多。 ”
    1994年1月1日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制度
    不分内外,所有中国居民和所有来源于中国所得的非居民,均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同一日实施的《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使得国内的流转税制度实现了统一。
    2008年1月1日两税合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内、外资两税由此正式合并——无疑使得外资企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2010年12月1日“超国民待遇”时代终结
    新华社电文称,中国将于12月开始对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附加费税——这意味着中国境内所有内外资企业统一了全部税制,外资“超国民待遇”时代正式终结。
    第三阶段
    1994年至今
    日益走向统一
    1993年12月中旬,正在忙于年终财务报表的安红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说是个人所得税法要改了。”安红查询发现,根据国家的最新规定,自1994年1月1日起,不分内外,所有中国居民和所有来源于中国所得的非居民,均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这是国家对于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的第一次“变脸”。紧接着,外企越来越频繁地体会到,国家对于外资“超国民待遇”态度的改变。
    Charlie Huang告诉记者,自己回中国内地办厂时还算赶上了“好时候”。“首先,政府一条龙的服务,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第二,在土地方面,地方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让给外资使用;第三,在税收方面,有很多好的政策。比如,进口的原材料,增值税的部分可以通过盈利的部分冲抵掉。 ”他解释说,这种优惠,使得生产型企业的制造成本大幅下降。“而进口的原材料,如果属高科技项目的,还可以申请进口零关税的优惠待遇。 ”Charlie Huang说,“10年前,很容易申请到“五免五减半”的政策。到2003年,在国家层面上申请已经很难了,但在各地还有这种希望,不过已经变成‘两免三减半’。现在,这种优惠情况几乎不存在了。 ”
    如果说之前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取消,对于外资而言,是“小打小闹”,那么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内、外资两税由此正式合并——无疑使得外资企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两税合一,标志着外资在华投资经济环境的新变化。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政府咨询中心研究员杨愿成指出,这是国家对于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一次最鲜明的表态,内、外资企业从此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早年,在沿海的开发区或沿海开放性城市,你在这些特殊的地区投资,实际缴纳的税率也会低很多。但2008年起实施的新所得税法,不仅使得外资新设立的企业不再享受‘两免三减半’的优惠,连地域性的优惠(除西部部分地区外)也被取消了。”胡艾玲补充道。胡艾玲坦言,当年,她选择在中国设立工厂,是基于成本低廉的考虑,“和日本相比,成本能够降低20%~30%左右。 ”7年来,胡艾玲的工厂虽然规模并没有改变,但量产比原来翻了一番。但她却并没有感到太多的喜悦。“随着企业所得税的增加,利润减少了2成。而人工费用却翻了3倍。”她告诉记者,利润的变“薄”,使得国内外的水平基本持平。“只有订单量大了,才会让企业有生存的空间。 ”胡艾玲表示,对于中小型外资企业而言,生存确实受大环境影响很大,至于未来如何,她表示要根据企业经营情况再下结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很多外资企业的相关负责人都表示,对于2008年两税的合并,早有预计。“其实,按照规定,原来享受低税率优惠政策的企业,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而‘高新技术企业’能够继续享受15%的优惠税率。 ”侯铁珊教授解释说,所以,无论是经营上还是在心理上,都给予了外资企业充分的过渡期。
    2010年11月18日,新华社电文称,中国将于12月开始对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附加费税——这意味着中国境内所有内外资企业统一了全部税制,外资“超国民待遇”时代正式终结,境外企业在华投资的新元年也由此打开了。“投资环境、税收政策等的改变,已经在预期之内,但因为这里市场的强大吸引力,未来外资还是要进来的。只是,外资需要寻找一种更加适应市场的方式而已。 ”Charlie Huang如是说。

    第二版
    拐了!外资企业迎来中国拐点
    2010年9月,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注册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它们制造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它们研发的创新产品也都是中国创造。 ”外企高管们从这段讲话中品味出的,是外资将享受“国民待遇”的宣言——既非当年的“超国民待遇”,也非自怨自艾的“非国民待遇”。
    2010年12月1日,对于所有在华投资的外企而言,是个切换的当口儿:中国近30年用“市场换技术”而给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画上一个句点。
    就在同一天,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酒店6层,“环球企业家高峰论坛”正在火热进行。应邀出席该会议的本报记者在这里巧遇几位外资企业的“老大”: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摩托罗拉中国终端实业部CEO孟樸、德福资本合伙人陈永正、益普索大中华区银联总经理王小红。这几位平日难得一见的外企高管此番会聚于此,全部冲着一个主题:外资在中国“新市场”里的“新角色”。
吸引投资:
   “超国民待遇”早年带来巨大利好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着几大瓶颈:第一是资金瓶颈,特别是外汇紧缺;第二是技术瓶颈,包括汽车、电子在内的高端产业的核心技术掌握得并不多;另外,我们之前是搞计划经济的,对企业在市场经济下如何运作也不熟悉。引进外资的同时,相当于引进管理经验。”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侯铁珊介绍说。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当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是借外债,而中国采取的措施则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的优势在于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可以大幅度降低外企的成本。另外,资源丰富,地大物博,且人口众多,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 ”侯铁珊指出,资本都是趋利的。
    茅于轼也指出,当时,中国政府认识到其自身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会导致外资企业产生一些附加的制度性成本,所以为外资(含港台地区)提供了以税收减免为代表的“超国民待遇”政策保障。“超国民待遇从广义上理解,既包括硬的税收,也包括软的服务,既包括中央政策,也包括地方政策。涉及到税费、市场准入、生产要素、政策执行等各个领域的优惠。 ”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认为。
    早年外资的进入,的确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利好。“谈到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公众——85%都认为其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很大的,或者有较大的贡献。 ”益普索大中华区银联总经理王小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
    代价巨大:
    中国一度成为外国企业“后工厂”
    “这么多年,招商引资成功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侯铁珊指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汽车工业。当年,汽车工业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口号。但现在回头看,这个战略并不成功。“市场让出去了,汽车工业也确实发展起来了,但核心技术却始终为别人所掌控着。同时,对于国内的自主品牌企业也造成了一定打击。 ”
    类似现象屡见不鲜。再比如,一台在美国售价约12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中国加工企业仅获取35美元加工费——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政府越来越发现,当年在产业链条中,中国加工企业只获得少数加工费,而产品设计、运储和营销等环节的大量利润被外国企业所获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很多地方鼓励创汇,”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组首席研究员刘金贺回忆说,“当时外贸公司是很吃香的。国家实行创汇奖励政策,那时的创汇大户简直跟明星一样。”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确实缺钱,缺外汇;二是各地方都靠这个拼政绩——引进外资的多少,将作为年终考评的一项重要指标。“具体引过来的是啥东西,都不要紧,只要是外资就行。 ”
    数据显示,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60%左右,快速积累的贸易顺差导致贸易摩擦日益严重。“目前,中国近一半的贸易是加工贸易,2010年前3季度中国一般贸易逆差364.1亿美元,加工贸易则出现顺差2256.6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由包括欧美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获得。 ”刘金贺介绍说。
    同时,大量高污染、高能耗以及效率低下的外资企业的进驻,在破坏了中国环境、攫取资源的同时,还让中国沦为外国企业的制造“后工厂”。同时,对外企的特别关照,也引来中国公司不断的抱怨,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内资企业的发展。
    态度转变:
    国家不差钱 产业结构存弊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以及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中国现在‘不差钱’。到今年9月末,外汇储备已超过2.6万亿美元,过多的外汇储备甚至逐步变成一种负担。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引资的动力自然就小了。 ”刘金贺指出,近年来,国家对于外资“超国民待遇”的态度在一点点转变,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遭受本轮世界金融危机重创,更进一步暴露了产业结构中存在的弊端,“眼下,符合产业方向比投资本身更成为政府选择的要素。 ”
    2010年4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的第9号文件指出,对高科技产业、服务业、节能和环保产业的海外投资表示欢迎,但对重污染和高能耗及产能过剩的产业的投资则受到限制;在资本投向上,国家开始从税收政策上引导外资产业和投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再实行区域无差别化的投资鼓励。
    从小的方面看,人才的流向,也恰到好处地反映了国内民众对外资态度的改变。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杨愿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外企对精英阶层的吸引力迅速减小,精英阶层纷纷转投到福利待遇优厚的国企和成长性良好的民营企业。“去年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求职者第一选择外企的比例,较2006年的调查结果下滑10%。特别是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跨国公司缩减了在华生产及招聘规模,这也使得应届毕业生转而投向民企。 ”
    公平竞争:
    内外资合作才是硬道理
    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取消,引起了部分在华外资企业的恐慌和本能抵制。那么,“超国民待遇”的取消,是否真的意味着中国投资环境变差了?意味着有外资要撤出中国?
    “不管是政策还是社会舆论,很多实际上是把外企专门当作一个群体放在一个显微镜下来看的。到底中国外企环境是好还是坏,这些讨论或辩论多一些,相对来说也是一种压力。 ”孟樸对记者坦言,“如果今天,摩托罗拉在天津(生产基地)这个场地要扩建,需要20多年前一样的条件,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现实,投资的环境还有成本跟以前都不一样。 ”
    “对利润特别敏感的企业,可能会撤资或者离开,但其他的企业,比如希望培育长期的消费市场的,不会因为超国民待遇的取消,就简单地撤离中国。”刘金贺表示,眼下,“超国民待遇”取消的影响并不会马上显现出来,而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才能慢慢看清楚。
    “虽然,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在逐步减弱,但毕竟还存在。另外,作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非常好;同时,经济发展模式也在转变,由出口拉动型转为内需推动型为主,13亿人口的庞大消费市场也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侯铁珊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外资是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的。
    但无可否认的是,2010年外资企业与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基于重新认知的关系调整过程。在此过程中,外资在中国的社会角色与发展战略不可避免地需要重新梳理与调整。
    杨愿成指出,外企如果不打破惯性思维,不从自身的研发、生产、经营和管理等方面投入和改进,而只是单纯将中国视作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加工生产基地,将很难适应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
    张亚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近30年来,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态度,已慢慢由当初的“制造工厂和产品市场”向“人才研发中心”转变,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众多外资、特别是跨国企业的一个战略中心。“(外资)到中国以后,要把它当作中国公司,改变定位、改变角色。 ”张亚勤指出,外资在中国要发展,角色不再像从前那样是提供资金的,是定义产业规则的,而更多的是要做一个合作的伙伴。
    张汉林表示,在今后,“公平竞争”将成为外资、国企和民企间的主旋律。 记者胡慧雯
“超国民待遇”取消 地方“潜规则”仍存在
    内外赋税的统一,翻开了中国经济的崭新一页。
    不过,对外经贸大学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在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承认,当前,外资“超国民待遇”从国家层面上被取消了,但在一些行业和很多地方,类似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却依然存在。
    “比如,外资在借用外债、享受境外担保等外汇管理方面,拥有不同于内资企业的特殊政策。 ”贺军透露说,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对外资抛出的“橄榄枝”上存在隐性倾斜,并采用地方扶持和财政补贴的方式招徕外资,同时,其在一系列提供土地等方面,都有“潜规则”。
    杨愿成透露说,大概一年前,一个中西部城市还对世界第一大零售商沃尔玛开出10年免租、40年租期,以及每天0.5元/平方米的条件,当地政府更是返还其3年营业税。
    贺军表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这种“不公平”可能还将继续存在。
“超国民待遇”在中国
    改革开放初期
    背景:中国发展面临三大瓶颈
    1.是资金瓶颈,特别是外汇紧缺;
    2.是技术瓶颈,包括汽车、电子在内的高端产业的核心技术掌握的并不多;
    3.我们之前是搞计划经济的,对企业在市场经济下如何运作也不熟悉。
    当时,中国政府认识到其自身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会导致外资企业产生一些附加的制度性成本,所以为外资(含港台地区)提供了以税收减免为代表的“超国民待遇”政策保障。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
    背景:国家实行创汇奖励政策,原因主要有两条:
    1.是确实缺钱,缺外汇;
    2.是各地方都靠这个拼政绩——引进外资的多少,将作为年终考评的一项重要指标。
    招商引资成功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一些核心技术始终为外资所掌控,同时,对于国内的自主品牌企业也造成了一定打击。另外,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政府越来越发现,当年在产业链条中,中国加工企业只获得少数加工费,而产品设计、运储和营销等环节的大量利润被外国企业所获得。同时,大量高污染、高能耗以及效率低下的外资企业的进驻,在破坏了中国环境、攫取资源的同时,还让中国沦为外国企业的制造“后工厂”。
本世纪以来
    背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以及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到今年9月末,外汇储备已超过2.6万亿美元,过多的外汇储备甚至逐步变成一种负担。
    近年来,国家对于外资“超国民待遇”的态度在一点点转变,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遭受本轮世界金融危机重创,更进一步暴露了产业结构中存在的弊端,符合产业方向比投资本身更成为政府选择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