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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势回流新曲线:人往哪里走?
合伙人  孙连才   《中国产经新闻报》   201104
    逃离“北上广”意向逐渐浓烈,超过8成的中国雇员愿意接受异地工作机会,二三线城市成为人才流动的新去向——

  “民工荒”之后,“白领”开始逃离北上广了吗?中资、外资企业在积极准备开拓二级市场,但一级城市的关键人才依然非常稳定。是谁在流动?为何流动?如何流动?人才流动的大曲线将会对中国急速推进的城市化产生何种影响?

  是谁在流动?

  日前,全球领先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Kelly Services(美国财富500强)与中国著名的人力资源服务商智联招聘、《中国人才》及《世界经理人网站》在中国区联合发布了《Kelly Services全球雇员指数调研》报告,报告针对中国国内城市间人才流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结论显示,初级白领从一线城市回流到二三线城市的趋势正在加强。《Kelly Services全球雇员指数调研》是针对全球范围内包含美洲、欧洲和亚太等地区近10万名雇员就其职业发展问题进行的年度调查。来自中国区的30个省市及13个行业的9986名职场人士参加了这次调研。

  “逃离北上广”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提法,但Kelly Services 中国区PT业务总经理Mark Hall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与前几年相比,目前这个趋势更加明显,而且这样的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强。

  大批农村务工者从一线城市回流到家乡或者附近的二三线城市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民工荒”的成因。

  除了农村务工者,还有谁在流动?

  Mark Hall指出,是初级白领,而一级城市的关键人才依然非常稳定,“所谓关键人才,就是专业人才、中高级管理人才。”

  报告显示,超过8成(82%)的中国雇员愿意接受异地工作机会,超过全球平均水平(77%)。近五成(48%)中国雇员倾向于国内跨城市工作。在这之中,初级雇员及年轻雇员跨城市流动意愿更高,其中有53%的初级雇员和50%的专业技术人员有跨城市流动的意愿。

  与之相对,一线城市的关键员工最“稳定”。报告显示,关键人才流出意愿最低的为上海(18%),北京次之(22%)。

  为何流动?

  黄力一直准备随时撤离北京。2002年大学毕业后,国际贸易专业的黄力并没有谋得一份理想的工作,而是陆续在几家小公司做销售工作,工作压力大、升职机会渺茫而生活成本又非常高。2008年左右,黄力萌生了回四川发展的念头。2009年,黄新在成都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房价只有3000多每平方米,而当时北京五环外的房价也已经1万多,自己那点积蓄远远不够。

  黄力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原来总觉得北京好,可是现在回到家,也有大商场、高级影院、国际超市,生活非常方便。与此同时,房价便宜2/3,月供就轻松2/3。凭自己的能力完全能够“搞定”,同时还有余力照顾父母。回到家,很多社会资源也可以被重新利用起来,不少老同学、老朋友都已经做得很好了,彼此之间都可以互相帮忙,“不像在北京,总像一个人在战斗,朋友之间都自顾不暇,哪有精力互相帮忙啊。”

  如今,黄力的想法已经非常明确了,趁着年轻在北京再打拼几年,积攒一些积蓄,35岁之前回到成都安家立业。

  “在一级城市,初级雇员的收入较低,部分二级城市薪酬涨幅超过一级城市;对初级雇员而言,一级城市的生活成本及质量与二级城市存在差距;初级雇员及年轻的雇员核心能力不足带来工作压力的加大。”Mark Hal分析认为,以上种种都是促成一线城市初级雇员流动的原因。“与此同时,二三级城市在生活质量/成本、薪酬涨幅等方面的优势的确日益明显,但对关键人才来讲一级城市的职业发展机会及薪酬水平仍是有绝对优势的,所以二三级城市的关键人才缺口依然非常严峻。”

  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司在2009年做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28.30%的人认为二三线城市人均收入和消费能力快速提升;23.90%的人认为大品牌开始进驻二三线城市;21.60%的人认为经济发展快,这是二三线城市与大都市差距逐渐缩小的三个最主要指标。

  Mark Hal则指出,除去刚性因素(如工作机会、薪资待遇和职业发展等),生活和工作的平衡被雇员更为关注。一级城市雇员认为影响其工作与生活排名前三的因素是工作地点远(27%)、长时间工作(21%)工作繁重(20%)。而工作地点远恰恰是一级城市工作生活的通病,调查显示,中国雇员对该方面的不满高于其他国家。

  如何流动?

  哪些行业的人更希望去二三线城市发展?这些希望去中小城市寻求更高质量生活的人更喜欢去哪里呢?

  报告显示,传统行业的专业人员跨城市流动意愿高。排名前五的行业为制造(52%)、零售(47%)、工程(46%)物流(46%)、医药及医疗器械(45%)、商业服务(43%)。而排名前五的职位则为工程师(53%)、研发(49%)、市场(48%)销售(48%)、客服(45%)、财务(44%)。

  事实上,这样一个人才流动的曲线恰恰暗合了中国目前产业转移的大背景。随着国内的能源、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不断攀升,制造业成本压力越来越大已成现实,中国出口企业产业转移不可迟疑。与此同时,中国在中西部加大开发力度,吸引着东部地区传统制造业的迁徙。因此,在向二三线城市回流的人员中,制造业人员排名第一。

  “除了与中国产业转移的大背景相吻合,其实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人才的流入趋势对比也很有意思。”Mark Hal指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原材料、劳动力成本低廉,不少国际企业把生产基地设在中国,因此需要大量的制造环节的国际人才来中国进行指导,从而导致了制造行业人才的大量流入。而这与目前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之间的关系非常类似,也就很容易理解人才流动的行业特征。“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人才转移的行业特征是这样的。但是从长远来看,随着二三线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市场逐步扩大,对于金融、保险等高级服务业人才的需求将进一步加大,随之这类高级人才的转移意愿也会相应加强。”

  成都、大连、重庆、西安、长沙,在Mark Hal看来,这几个城市是一线回流人才的首选目的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外来人才的高流入率,一个就是本地人才的低流出率。因此,那些本地人才流出率相对较低的城市,本身也是受外来人才或者回流人才青睐的城市。”

  报告显示,在关键人才的稳定性排名中,成都和大连在全国的排名中仅次于上海和北京,职员跨城市流动的意愿仅为25%和27%,这表明,这两个城市的人才流出率是非常低的。

  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司的在线调查则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城市中的白领,最热衷的城市分别是杭州(19.20%)、青岛(19.20%)、厦门(14.30%)、桂林(9.20%)、成都(8%)、大连(7.20%)。

  意愿变现实

  《2009中国十佳投资环境城市排行榜》显示,分列前5位的城市分别为大连、徐州、高雄、福州和宁波,前10位并不包括一线城市。这意味着,一线城市的投资环境并不是企业的最优选择。

  应该说,这与《Kelly Services全球雇员指数调研》报告的结论不谋而合。

  近五成人才想跨城市发展,对二三线城市而言,无疑是大好消息。但在这份报告中体现出来的还仅仅是“意愿”。如何将“意愿”变为“现实”?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高级咨询顾问孙连才博士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人才的转移是有规律的,因此地方政府在进行产业布局和规划时,就不能用想当然的领导意志制定产业政策,而应首先考虑人才的转移规律和人才的吸引与留住,进而促进二三线城市的经济发展。

  在孙连才看来,资源配置是从利润低的区域向利润高的区域转移,随着国家对一线城市资源配置的逐步减缓,一线城市的机会与获取超额利润的空间日益萎缩,二线城市在国家政策的倾斜下资源获取能力逐步增强,一线城市的人才在二线城市发现了更多的机会,更有可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逐步有向二线城市转移的意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存在梯度转移,人才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也存在梯度转移。“在认识人才梯度转移的规律后,二三线城市如何在一线高级管理人才有明确的“意愿”信号的情况下,具有前瞻性地制定相应的人才引进计划和创造有利于高级人才生活和工作的宽松、宜居环境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白领”也是生产线上的工人,经济的快速发展把生产线由车间搬进了写字楼,管理人才也会跟随经济的发展节拍逐步由一线城市转移向二三线城市。孙连才也看到了人才的转移跟相关行业的关系,最先具有向二三线城市意愿转移的也是从生产制造企业开始,而文化创意产业、服务业等人才则会转移缓慢。

  其实,除了产业布局的谋划,城市生活品质的提高也将成为增强这些城市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一项研究显示,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发展的人才,他们的共性是拥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历,追求较高的生活品质,希望城市宜居且有更好的职业发展。星巴克、面包新语、品牌专卖店、家乐福和沃尔玛等,是他们衡量生活品质的标志之一。

  “人才的逆向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来讲是经济发展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同时高铁、高速公路的日益发达,加之国家产业政策逐步在二三线城市的惠及,高级人才更是看到二三线城市的发展机会,与其说是人才的逆向流动,不如说是二三线城市蕴藏着又一次实现高级人才成长的机会。”孙连才指出。

  助力城市化

  “我们在城市化率未达到50%的时候,出现了一批大城市,它们进入了世界大城市的序列。”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李兵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下一步我们怎么办?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城镇化拉动内需的关键点,放到中小城市。中小城市起来了,大城市的产业转移就是必然的。”

  “现在,公共财政有了富余,再不搞小城镇,问题就大了。未来10年,有两亿多农村人口需要进城,难道让他们全进大城市?”李兵弟担心的,其实正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急速推进,大城市病也随之加剧的可能。

  “幸福”在2011年成为热词,但是不少生活在身染“大城市病”的一线都市的人们却觉得幸福感正在降低。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是这些人们在每天一睁眼就要面临的难题。

  北京市政协的《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案》显示,2009年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而按照“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人。

  北京的压力很大部分正是来自过快增长的人口。北京市政协调研组测算的结果显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截止到2010年2月底,北京汽车保有量已达413.2万辆,其中私人小汽车329.1万辆。城市中心区过多的车流量导致严重交通拥堵,加重了城市中心区的环境污染。教育方面,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41.8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其中66.9%在公办中小学就读,有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显而易见,人才的逆势回流恰恰能缓解大城市病,同时增强中小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使我国的城市化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孙连才指出,人才是支撑中小城市持续发展的最核心因素。

  孙连才认为,人才的逆向流动,给中小城市带来的首先是观念上的冲击,在中国的很多二三线城市企业管理和技术相对比较落后,来自大城市的人才给二三线城市嫁接了国内外一流公司的技术、管理经验,使地方企业竞争力提升,从而更强势地参与国际竞争。企业发展、利税增加会直接促进二三线城市经济水平的发展。除此之外,人才逆向流动带来的隐性收益也会给二三线城市的发展带来不可小觑的作用,如:消费、旅游、购房、购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