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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新版图
合伙人  孙连才   《创新时代》   201111
近年来,到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数量及投资金额都大幅增加。中国企业已成为国际投资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2010年是国家“走出去”战略实施第十年。十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逐加大,对外投资金额逐年增高,“走出去”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果。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0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565.3亿美元,比2000 年增长了50多倍。2010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
2010 年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最为踊跃的一年。全球范围内的重大跨国并购项目中,不时闪现中国企业的身影。如吉利收购沃尔沃、中石化收购Repsol 公司巴西子公司、中海油与Bridas Energy Holdings 合资公司收购Pan American Energy公司股权等,无论是交易金额还是受关注程度,都足以成为年度最重要的并购交易。《华尔街日报》评选出的2010 年全球十大跨国并购案中,中国企业的并购占据四席。
2010 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消退、各国经济和投资缓慢复苏的一年。除少数新兴国家通过刺激计划率先走出经济衰退外,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仍在经济振兴的道路上艰难行进。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在改变全球投资流动总体态势的同时,也改变了外国投资(FDI)的地缘决定因素和区域性格局。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和供应链正经历着一次新的调整,并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相互交织,预示着今后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和调整将逐渐展开。这为中国企业向海外拓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也增加了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投资规模快速扩张 投资领域日趋多样
据相关资料显示,2010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达到500—600亿美元。截至2010年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2600亿美元。在“十二五”期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到2020年,中国的海外投资总额将达到两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美国持有的资产金额在最近两年的增速分别高达100%和130%,而且这样的增速还将维持多年。
除规模扩大以外,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也更加广泛,投资领域和形式多种多样。有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达到177个,中国资本在境外已设立1.3万家企业。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意愿日益强烈,从境外投资项目的地区分布来看,亚洲、欧洲和北美是吸引中国投资较为集中的地区。此外,2010年显著变化是投资非洲的企业数量增长迅速。非洲已经成为吸引中国投资的热点地区。从投资国家和地区来看,美国是吸引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选择投资美国的企业占调查企业总数的28%。此外,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欧盟国家也受到中国企业的青睐。中国企业选择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目的地,主要是越南、印度和俄罗斯。
中国企业在欧盟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于法国、德国和英国。在北美的投资主要集中于美国。在欧美投资的主要行业是制造业。投资目的是获取国际知名品牌和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以及规避国内市场饱和的现状。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分布广泛,投资较多的国家有尼日利亚、南非、苏丹等。在非洲投资的主要行业是制造业、农业、采矿业。在大洋洲的投资主要集中于采矿业,投资的国家主要是澳大利亚。在非洲和大洋洲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内市场提供能源、原材料和自然资源。中国企业在亚洲的投资分布广泛,香港、阿联酋、日本、印尼等是中国企业投资较多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在亚洲投资涉及多个行业领域,投资目的呈多元化。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涉及的产业门类多样,其中投资最多的是制造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比例分别达78%和71%,其次为批发零售业、农林牧副渔业、建筑业等,投资于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住宿餐饮和软件业的企业较少。从近三年对外投资的行业结构来看,制造业比重有所降低,同时,投资于农业、采矿业和能源业的比重有了较大增长,反映出原材料和自然资源开发等领域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根据数据情况,我们还分析了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对外投资特点。总体来看,制造业对外投资的规模较小,大型项目不多,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最多的地区是亚洲,其次是欧洲、北美洲和非洲。而在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投资较少,这与制造业的产业特点有关。采矿业对外投资的企业数量虽然不多,但涉及到的大型项目多、金额大,采矿业对外投资最多的地区是亚洲,其次为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而在欧洲和北美洲地区的投资较少。
从投资形式来看,中国企业采用最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是绿地投资,即创建投资,占40%。此外,超过30%的企业采取设立合资企业方式。采取兼并或收购海外公司方式进行投资的中国企业数量也在明显增长,在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中该比例为22%,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该比例为15%。
 
投资主体国企领“秀” 对外投资任重道远
中国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已经有20多年历史。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就有一些企业大胆地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时至今日,积极发展对外投资已经成为中国利用国际资源的重要途径。经过30多年的发展,无论从企业能力还是国家实力来看,中国都已具备一定的对外投资能力,并且还会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加强而进一步提高。中国现阶段对外投资的主体仍是国有企业。据统计,国有资产的对外投资占了绝对主导地位。2007年末,在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71%。在资源、金融等重要产业领域以及大规模的对外投资,主要由国有企业进行。此外,有限责任公司占20.3%,股份有限公司占5.1%,其他模式企业占2.4%。
根据资料显示,在已对外投资的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企业表示现有对外投资规模小于500万美元。这显示出中国企业目前对外投资的规模总体来说比较小,只有为数很少的企业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海外投资。
  对于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结构布局,民营企业的竞争力相对较强,发展预期较好,长远来看,应该让民营企业成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事实上,随着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力度的加大,已经涌现出如美国万向、欧洲阳光等一批在当地拥有一定知名度、并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海外企业。随着中国政府对企业“走出去”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完善,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必将持续上升。
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对外投资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大致划分为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走出去”政策及相关优惠条件、投资目的国的市场潜力、投资目的国的自然资源等有利因素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较大。其次是可供投资使用的资金数量和海外投资节省运输成本的因素。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开拓国外市场和开发利用国外资源。
20多年来,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已经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但有专家认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仍然有亟须改进的方面。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编制的全球跨国经营指数排名,入围全球100强的中国企业仍屈指可数。
一些国际机构的统计指标也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还只是量的剧增,并未达到质的飞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75%集中在亚洲,中国香港特区就占了66%,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相对有限。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对外投资面临融资困难、当地消费者对中国品牌不了解、外国消费者担心中国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等。相关资料显示,被投资国的政治对抗心态,尤其是美国国会的对抗心态,可能对流向美国的投资产生一种“寒蝉效应”,但多数企业认为,文化壁垒、政府对投资的负面反应等因素不会对企业的对外投资构成巨大挑战。
对外投资的不利因素中,融资困难和缺乏国际经营管理人才是制约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因素。有超过60%的企业认为这两项因素是制约企业对外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或重要因素。因此,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和人才引进服务,将能够有效地解决我国对外投资的瓶颈问题,促进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三要素优势投资理论,企业对外投资必备的优势之一是内部化优势,即企业必须有能力把在本土的所有权优势延伸到投资东道国,与当地投资环境和生产要素更好地融合。这是决定对外投资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随着距离的延长或环境的变化而递减的。在中国企业刚刚开始“走出去”的时候,一家著名的中国钢铁企业到秘鲁投资开采铁矿石,然而,由于对当地劳工法不了解,不懂得如何处理劳资关系,在国内管理员工的做法完全用不上,结果劳资关系紧张,企业遭受严重亏损。
   对外投资内外兼修 融入主流厚积薄发
  对于已经出现的投资困难和失败案例,中国企业应当吸取经验教训。企业首先要修炼内功,提高自身产品和服务质量。其次,在对外投资之前应进行细致的可行性研究,要有长期规划和国际化的战略部署,广招通晓外语、管理和当地情况的专业人才。最后,公司在投资国和地区要树立互利共赢理念,遵纪守法,尊重当地宗教习俗,积极承担起社会责任,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深化“双赢”投资理念,加强公司治理、社会责任和法制意识,提升中国企业海外形象,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对外投资模式。
对于政府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要健全“走出去”的政策促进体系,深化对外投资合作管理体制的改革,推进对外投资合作的便利化。二是要健全“走出去”的服务保障体系和风险控制体系,加强公共信息服务。在对外投资管理中,管好国企,放开民企,更多地通过双边政府协商、提供信息咨询等措施保护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降低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中国崛起对西方的影响集中于三大方面:第一是关于意识形态的,西方认定中国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可能会对他们稳定成熟的体系构成巨大挑战;第二是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西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国家主导型的,国有企业在诸多重要行业占有垄断与主导地位。这种模式和西方企业自由发展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最近几个行业的“国进民退”现象更加深了他们的顾虑。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大宗并购中,中国国有企业成了最财大气粗的买家。西方担心国企的大规模海外并购行为往往会包含政治、外交等非商业因素。同时,他们认为这种国有企业所代表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商业力量,加上日益强大的中国国家元素,可能会摧毁西方多年来建立的相对公平、公正的投资体系和商业秩序。第三是关于军事方面的,他们担心中国军费增长太快,在军事战略企图和军费开支方面又不够透明。他们将中国最近在周边外交和领土争议问题上的强势“新面目”理解为中国强权外交的开始。
  意识形态不一样,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军事不透明,这三点误解使国际社会很容易将中国归入“另类”阵营。过去一年多,由于这种对中国新的界定,使中国在全球发展的环境急剧恶化。在这种新环境中,中国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矛盾与冲突远远超越了简单的经济摩擦,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企业的发展可能被视为国际秩序中一种不稳定甚至负面的力量,这种变化值得中国企业的高度重视。
中国企业目前管理全球营运企业的能力与经验不足,如果一味地强调通过控股进入管理比较复杂的主流市场与主流行业,不仅会助长“中国威胁论”以及西方对中国企业的戒心和敌意,而且我们很有可能会弄巧成拙、“点金成石”,造成中外企业双输的结果。企业跨越国别、全球性运营的关键在于合作,合作的根本是合作与协作的精神,它强调互助、团结以及为共同目标相互妥协。多数中国企业在国内发展中强调的竞争,这是我们注重打价格战、恶性的竞争。这种思维是导致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频频遇阻、难以持续的一个根本原因。
存小异而求大同,大家建立共同的利润目标、共同的商业追求、共同的价值观,以互助、团结以及为了共同目标相互妥协的方式共同发展。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发展中,尤其是现在全球敌意升温时期,必须采取的方式,必须转变的思维。
  如果中国企业能在主流市场与行业打造出广泛、深入的命运利益体,西方的主流商业机构就会重新看待中国企业的价值,会消除过往对我们的一些误解,进而帮助中国企业去游说政府,去影响西方主流传媒,加之中国企业逐渐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将会逐步在这些进入国家与社区中建立中国企业的良性影响力。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的方式之一,借助参股机会打造双方或多方命运共同体,以融入当地主流阵营的方式展开经营活动。
  这次全球性金融风暴,西方许多企业尤其是顶级金融机构陷入资金短缺困境,这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当时迫切地希望中国企业能施以援手,中国企业由此可以注资参股行业内的顶级企业。这种雪中送炭并共渡难关的方式,将使大家荣辱与共并结为同盟。
  中国企业不要高调,当好小股东就要擅长低调,学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与对方分享发展与利益。那种“参股就必须进入董事会”,“进入董事会就必须发声”的想法与做法是危险的。
西方主流企业的治理与管理基本面是靠得住的,目前在商业管理领域并不具备优势, 何苦要指手画脚地告诉他们银行该怎么管,企业该怎么办呢,何苦要“点金成石”而最后承担恶果呢?这里面的逻辑是先抓住这个参股的机会,与顶级企业一起共同发展,一起分享利益。对那些擅长学习的中国企业来说,他们会更看重由此获得的学习机会,他们因此距离全球一流商业机构更近一步,这也是中国企业提升自己全球段位的捷径之一。
  通过参股,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崛起是一个积极、稳定的中坚力量,中国企业并不是充满敌意的对手,中国企业愿意与其他人一起分享利益,一起承担责任。
  颠覆式的、革命式的大风流创新,不仅能给自己带来机会,也能给全球带来一系列共赢的机会。过去立足于成本优势的价格战,在全球的杀伤力其实是很大的,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战法,可能会将全球诸多行业搞得“鸡犬不宁”。
  中国企业界出现一批大风流创新的条件已经具备。首先是中国的市场总量,很多行业已经做到全球No.1,具备产生引领全球发展的一些基础;第二,中国企业历经多年磨练,管理经验有很大提升;第三,中国企业的资金较西方同行相对充裕。只要中国企业有更大的梦想,一定能在很多领域作出重大突破。
  然而,思维方式是中国企业参与对外投资最让人担心的。中国企业一定要放弃追随、复制的思维惯性。中国企业不能总是停留在跟随西方世界级企业的框架下。尽管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世界顶级企业相比有很大差距,但已经积累了上述有利条件,只要冲破过往思维惯性,整合全球创新能力,集合全球创新资源,让他们为我所用,我们极有可能“一览众山小”,最终集世界之大成,成为全球创新高地。中国企业要超越民族品牌,追求和而不同,弘扬不同的梦想。人类未来发展的梦想模式肯定将是全球化和多元化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