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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富“口袋”,再富“脑袋”
合伙人  金湛东   《理财师》   201111
治理国家者若想天下太平,不能让老百姓成为只关注物质生活的“猪栏哲学”的信
徒,在填满老百姓的“口袋”之后,必须想办法让他们的“脑袋”也同样“富裕”。
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弟子冉有为他赶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问:“人口已经很多了,该怎么办?”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后人对这段话归纳为“富而后教”,是孔子儒学的重要思想之一。当人拥有财富以后,如果不进行教育,就很可能陷入精神空虚、飞扬跋扈、腐败堕落、富而无德的状态。
善政不如善教
拥有财富是令人向往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驾驭好财富。能拥有财富并能驾驭好财富的人生才是美好的。孔子认为,只富自己、不富别人和不为百姓办事的统治者都是有财无德者。例如齐景公自己很富,“有马千驷”,但他不想给人民办事,没有做出什么好事。所以当他死时,“民无德而称焉”(《论语•季氏篇》),人民找不出他值得歌颂的德行。同样,那些不义而富的人同样不值得称道。所以,孔子倡导要“富而后教”。关于教育的问题,儒学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其中阐释教育是仁政的基础,如《孟子•梁惠王上》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意思是讲,要恭敬地办好学校和教育;教育子弟要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对于政治与教育相比,在《孟子•尽心上》载“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而《孟子•离娄上》中说“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礼与学,都是教育的内容,如果没有教育,贼民就很猖獗,亡国指日可待。所以,要想社会安定、长治久安,减少社会动乱和犯罪,重要的因素包括:一是让百姓的物质生活富裕;二是以道德教化,让百姓的精神生活充实升华。
无恒产者无恒心
孔子认为贫穷可以使人为了基本生存而不顾任何道德限制,即所谓“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又如孔子所说“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也就是说“人若好勇斗狠、厌恶贫困而又不能安分守己,就容易犯上作乱。而对于不够仁德之人,若对其厌恶过甚,也会引发混乱”。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一个时代之所以产生动乱,通常是在社会贫穷、经济衰落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不仁不孝易犯上,饥寒穷困起盗心”。所以如果整个社会贫穷,再加上道德教育没落衰微,便是社会的大病态;人若动辄好勇不仁,这样的社会,非变乱不可,甚至会动荡不安。
孔子认为贫穷产生动乱并不是绝对的,对于道德高尚的人即便是贫困潦倒,亦不会心生邪念,更不会滋生动乱行为,正所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由此可见,那些滋生混乱而危害他人的人,必然是缺乏道德教化的人。
儒家的其他代表人物也敏锐地意识到物质生活条件、客观经济环境与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如孟子提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梁惠王上》)。没有一定资产或收入却具备恒定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人,只有仁人志士才能做得到。但对于老百姓,没有一定的资产或收入则难有恒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人若没有恒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容易放肆、怪癖、偏邪、奢侈,以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等到百姓因为吃不上饭而犯了罪,然后用刑法去处罚他们,这就相当于预设好法网而让百姓就范一样。
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曾提出“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当人们的需求多而供给的物品少,少到一定程度则必然会滋生争斗的社会问题,同样说明了人们生活穷困容易导致社会动乱的道理。
基于社会治理的长治久安,孔子“富之”、“教之”的思想是解决“百姓生活贫困”和“道德教化缺乏”两个滋生社会动乱重要因素的有效办法。“富之”是预防社会动乱的基础,“教之”是预防社会动乱的巩固手段,在孔子看来二者均不可偏废。
若要长治久安,对民众要先富后教,不能不富而教,“富之”是“教之”的前提,更是预防动乱的基础。正如孟子所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可见,孟子认为,要让百姓顾及礼义廉耻的大前提是必须使百姓有富足的产业,摆脱贫困,只有让民众吃饱穿暖才谈得上道德教化,德治的基础是要使国家和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
以教开智,以文“化”人
“富之”方法在客观上的确可以防止人因“饥寒起盗心”而产生的动乱或犯罪行为,然而仅仅通过使民“富之”还不足以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社会动乱的源头。因为社会财富相对有限而人的欲望却相对无限,自古以来,富而骄奢、富而丧志的事例不胜枚举,所以“富之”仍不是解决社会动乱的根本办法,只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条件。
在“富之”的基础上,进行富而“教之”,即在富裕的基础上必须进行道德教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动乱的滋生。人若富而不教则易于导致为富不仁,其若犯上作乱则破坏力会更大。儒家认为道德教化可以培养稳固人的正气善性,从而扶正祛邪,抑制住人的邪气恶性,即所谓“一正压百邪”。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社会若正气具足,则其法令和刑罚就很少得以执行,因为人们很少去触犯它,就会实现“内圣外王,德化天下;垂拱而治,无诤无讼”的理想的“王道境界”,这正是基于儒家“富而后教,长治久安”财富观,所实现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景。
“富而后教,长治久安”的思想给人们留下很多启示。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不仅如此,精神文明建设还会为物质文明建设保驾护航,这既是西方发达国家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如今,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和道德建设严重滞后的矛盾日益凸显,甚至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瓶颈。正是在此时,人们才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物质文明的局限性和道德建设的迫切性。其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犹如社会发展的双翼,配合得当,就会振翅高飞;如果失衡,不但飞不远,甚至有坠落的危险。
这就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在关注自身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必须关注精神境界的提升。只关心物质生活的满足,属于“猪栏哲学”的信徒;只有自觉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才能真正塑造一个意义完整的“人格”。人们在实现富裕的基础上,要富而思进,富而崇文。“富之”之后更重要的是“教之”,以教开智,以文“化”人,既富“口袋”,又富“脑袋”。富而后教才能长治久安,这是被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所多次证明了的一个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