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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历险海外投资危地
合伙人  孙连才   《中国产经新闻》   201203
  本报记者 李会报道
  龙年春节刚刚过去,喜庆的气氛尚未退去,两则坏消息就不期而至。
  1月31日,25名中国工人在埃及西奈半岛阿里什地区被当地人扣留。经过中埃双方努力,这些工人于第二天被释放。
  而之前的1月28日,中国中水电公司在苏丹南科尔多凡州一个工地也遭到当地武装分子袭击,29名中国工人被劫持。至今仍在营救当中。
  警钟已经敲响,专家提醒,中国开展海外投资以及其他经贸活动,既要进行经济评估,也要进行安全风险等方面的综合评估,以指导涉外企业和个人的行为。
  危险之地利弊交织
  “风险高的地区诱惑也大。” 联合国(微博)全球契约组织第十项原则专家组成员、北京新世纪(13.29,-0.59,-4.25%)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指出,企业之所以不畏危险执意前往,自有其道理所在,“在这些地区,一方面来自西方的竞争者较少,另一方面这些地区多数政府与中国关系不错,这对中国企业而言有着特别的吸引力。”
  中国MBA联盟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高级合伙人孙连才博士则认为,利益是根本原因。
  孙连才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分析指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能源需求国,而全球最重要的50多种矿产中,非洲有17种的蕴藏量居世界第一位。以石油为例,目前非洲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海外石油来源地,预计未来尼日利亚、苏丹、安哥拉、加蓬、乍得等国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即使有风险中国也必须留在那里。促使中国企业留在高危地区的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是国内市场的饱和。”
  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
  拿中国企业经常做的建筑工程承包为例,目前,中国建筑(3.07,-0.01,-0.32%)业从业人数已超过4000万人,其中约有1500万人处于无工状态,这一部分富余劳动力迫切需要转移出去。而只有在非洲和中东这两个高危区的工程承包市场上,中国企业才能既与西方承包商比成本优势,又与当地承包商比技术优势。
  “所以说,中国人远赴海外冒险往往是身不由己;很多中国人施工的水坝、公路的工地会发生恐怖袭击,原因也正在于此。”孙连才说。
  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日益增多,而相当大比例的企业选择了在动荡的危险之地谋求利益。
  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有8234万人次中国人走出国门,到2011年底境外中资企业接近3万多家。这是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未曾出现过的盛况。
  截至2010年底,我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达到130亿美元,而非洲不少国家和地区处于冲突和动荡之中。2011年,中非贸易额突破16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非各类投资累计超过40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147亿美元。在非投资的中方企业已超过2000家。
  在我国央企海外业务中,海外工程业务占比最大,而这些工程项目大部分分布在非洲、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区。中国中铁(2.56,-0.05,-1.92%)、中国铁建(4.09,-0.05,-1.21%)、中国建筑等央企在海外承包了大量基础设施工程。
  事实上,年后这两桩扣留劫持案件,不是中国公司第一次遭遇危险,也更不会是最后一次。
  那么,危险来自哪里?
  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来自政治。
  去年9月30日,缅甸政府总统吴登盛宣布搁置由中国承建的密松电站项目。关于大坝停建将给中方造成的损失并无数字透露,但广东《时代周报》副总编辑赵世龙在其微博上分析,缅甸伊洛瓦底江密松水电站总投资36亿美金、已完成投资20余亿美元,“搁置以后,已投资的20多亿美金可能打水漂。”
  这个项目是2006年由当时的缅甸军政府提议,电站所发的电90%将出口到中国,剩余的电力将用于缅甸军队和军事企业,每年仅密松电站出售的电力可为缅甸政府赚得5亿美元。
  密松电站停建,除了国际各方势力较量的影响,另一个重大的因素则是缅甸国内政治的不稳定造成的。
  密松水电站位于缅甸的克钦邦,不过项目一直受到缅甸的反对派和当地克钦邦的反对,两方人士认为,筑建大坝会破坏缅甸第一大河落洼地江的生态,而且水淹面积等同新加坡,来自63个村1.2万名居民需要迁移。其中以昂山素季为首的反对派9月26日罕有地在仰光公开集会,要求停止水电站的建设,结果在4天后的30日,缅甸总统吴登盛就向国会声明,说根据人民意愿,会在本届政府任期搁置兴建大坝。
  事实上,几乎所有中国公司遭遇的影响较大的危险与损失,都与这些地区动荡的政治密不可分。但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
  在孙连才看来,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的一些理念与方式都存在改进的空间。“我们认为不干涉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进程就能置身于其动乱之外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此外,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崛起战略及温和的外交政策,这样做虽然从大局上讲无可厚非,但客观地讲,对彻底铲除绑架中国人的行为却无益处。”
  就在中国员工被劫持的前几天,1月25日,美军海军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第六小分队成功解救了在索马里遭绑架的美国人质杰西卡˙布坎南。“如果中国在对待此类问题上,也能像美国人一样强硬,那么,无论是苏丹反政府军还是南苏丹政府,必会对自己的行为作出相对明智的抉择。”
  此外,一些中国公司存在不合规行为,而这也是激化矛盾的重要原因。例如,中国某工程公司在加蓬的一个建设项目在主体工程完工后,公司随即解雇了大批当地雇用的“临时工”,被解雇工人随后举行了罢工并与资方发生冲突。
  谨慎应对规避风险
  不少中国企业已经在开始谋划要重返战火刚熄的利比亚了。
  正是在那里,中国企业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损失。
  据商务部统计,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大概有50多个,涉及合同金额188亿美元。同时,国内有75家(13家央企)企业在利比亚有投资。但战争爆发后,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项目大多暂停,甚至有部分央企蒙受了损失。例如,葛洲坝(7.54,-0.19,-2.46%)此前在利比亚承接的7300套房建工程施工项目,合同总额约55.4亿元,受战乱影响项目终止,未完成合同工程量83.2%,获中信保赔付约1.62亿元。
  不仅仅是这些计划重返利比亚的企业,所有希望在危险之地谋得利益的中国企业都在思考,如何规避风险?
  事实上,早在2010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就牵头组织专家根据跨国公司的实践编写了《在受冲突影响与高风险地区负责任商业实践指南》。
  该《指南》认为,在高风险地区进行经营活动, 任何规模的企业都会面临诸多难以解决的困境。虽然存在挑战,但许多困难可以通过早期的积极举措得以化解。
  《指南》认为,企业在这样的地区推进经营必须特别强调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例如,在开展经营时,《指南》建议:1.企业要将社区参与与对话作为测评和监控企业运营影响的重要元素,与当地社区建立有意义的和建设性的关系;2. 按照现行标准建立争端解决政策和机制。3. 将企业现有的政策以及具体挑战的解决程序向有关利益相关方进行通告;4. 确保社区的广泛参与。企业应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社区成员提出申诉的自由和安全,并使其了解其担忧将被及时地处理。
  “全球契约组织提供的《指南》主要探讨在这些地区投资如何通过负责任的商业行为规避风险和与当地实现互利共赢。其实,在采取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之前,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些地区投资作出正确决策。”王志乐更看重的是前期调查。
  王志乐指出,首先需要对当地投资风险特别是潜在风险有足够的调查和分析。不仅要从当地政府而且要从当地非政府组织和与政府对立的反对派或者地方势力了解情况。如果仅根据在台上的政府提供的信息做决策往往会陷入当地政治矛盾。非政府组织往往不为我国政府部门重视。但是在这些冲突地区,我们不仅要与政府打交道,而且必须与非政府组织打交道。只有如此,才可能得到全面充分的信息。如果发现企业难以克服当地潜在的风险,就应当理性地决定不在这些地区投资。
  了解当地政府的态度相对容易,而对当地非政府组织和与政府对立的反对派或者地方势力的情况的了解,王志乐则推荐了几个途径。
  作为有投资意愿的企业,首先要通过国家驻外机构的经商处来了解情况,其次,还要通过当地中国商会、当地华人了解情况。除此之外,还可以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机构的报告。
  王志乐特别提醒中国企业:“一旦决定和实施在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投资,一定要按照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准则做事。与当地政府交往尽力防范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做到合规经营;要与反对派、非政府组织以及地方组织交往,建立合作关系,实现利益共享;要进行社会责任投资,为当地民众带来利益。总之努力做到与当地社会互利共赢,而不仅仅与当地政府或某些社会组织互利共赢。”
  孙连才与王志乐看法相似,他指出应对当前海外投资风险的办法,中国投资者首先应参照联合国发布的冲突地区投资指南,加强风险评估,制定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
  其次要加强海外民间公关力度,吸取以往一些事件的教训,切实反思如何协调包括民众、政府、反政府武装等各方利益,在政治风险和经济利益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第三,重新平衡与冲突地区政府的关系,避免形成“一边倒”现象,同时加强社会责任担当,以普惠于民的实际作为争取当地民众和舆论支持。
  第四,借鉴成熟跨国公司的管理制度和经验,推动在中国“走出去”企业中建立“合规”内控机制,树立负责任的海外经营形象,确保可持续发展。
  “一个企业的海外劳务输出行为不是国家行为,但海外安全评估不只是企业自己的事情,建立对外劳务合作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机制应在更深层面进入国家、政府和企业的议事日程。”最后,孙连才特别强调了国家对中国企业安全“走出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