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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垄断导致“本末倒置”现象堪忧
合伙人  项凯标   《中国产经新闻报》   201204
本报记者 李会报道
  “占领华尔街”刚刚庆祝完6个月纪念日,这场运动发生在美国。但金融业凌驾于社会经济之上、攫取高额利润、加重经济运行负担的问题却是当今社会的普遍问题。
  在中国,对于金融业的暴利、对于金融业的社会经济角色的定位、对于金融业与实业关系的定位,人们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反思,而改革之箭,也已离弦。
  垄断下的“蛋”
  垄断——资源稀缺——暴利,这既是一条普遍的经济学原理,也是当下银行获利的秘密。
  截至4月17日披露的2011年年报数据,15家净利润超200亿元的上市公司中,银行股就占据10个席位,净利润普遍较2010年出现大幅上涨。在净利润榜前五强中,银行股占据4席,分别是工商银行2084.45亿元、建设银行1694.39亿元、中国银行1303.19亿元、农业银行1219.56亿元。
  也就是说,工农中建四大行稳居净利润榜前五强。
  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银行业取得如此惹眼的成绩并不困难,银行赚钱的秘密,不外乎“垄断”二字。
  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边晓瑜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指出,由于金融业需要获得政府颁发的经营牌照,因此整个行业具有半垄断性。除了政府设置的垄断外金融业,还拥有依托庞大的客户群体与经营网点形成的市场垄断,从而导致信贷资源集中于金融业,如提供间接融资服务的银行业、保险业、基金业,提供直接融资的证券业等,所以社会经济活动的信贷渠道过度依赖金融业,引起信贷资源的稀缺,直接导致了金融业赚取高额的垄断利润和企业融资困难,因此在实业一片萎靡不振的情形下金融业的年报红旗飘扬。
  “由于利率由官方规定,银行可以以低息借款高息放贷的方式轻松获利,在银行业进入门坎过高的情况下,垄断的银行靠3—4个点的息差就足以赚得盆满钵满,根本没有为满足市场需求进行金融创新的动力。”安邦集团研究部助理研究员高源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指出,垄断下的银行仅靠简单的高息差即可换来“好日子”。
  金融业“缺脑”
  在当今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在世界各国,最体面的工作一定包括金融业,最上流的人群中一定活跃着金融才子的身影。金融,就像一根魔术棒,似乎一无所有,但又似乎能生发万物。
  金融业在我们的社会经济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而其本身又原本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呢?
  “一言而概之,金融业在当今社会经济中扮演了服务中介的桥梁角色,而原本,金融业不应该仅仅是‘中介’,金融业应该扮演资源配置的大脑角色。”边晓瑜指出。
  在边晓瑜看来,当下的金融业在企业运营和居民生活中主要运作货币融通与结算以及金融产品,并提供流转过程中的信息服务,赚取资金和金融产品流通的买卖价差和中介服务费。
  而实际上,这远远不够。金融业应该扮演资源配置的大脑角色,即对经济活动中资金、金融产品、信息、利率等进行调配,大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实体经济是金融虚拟经济的根基,因此金融业必须回归到向实体经济有效配置资源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角色上,否则银行的稳健经营和利润来源就难以为继,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如今,在信贷资源和渠道稀缺的情况之下,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平衡供需关系的市场这个“无形之手”失效了,导致了以赚取买卖价差和中介服务费为经营目标的金融业将资源错配给不缺钱的优质大企业,而中小微企业却因融资渠道少和融资要求高而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金融应该为实业服务,对此,大家并无争议。但事实是,如今的金融业不但服务实业的作用薄弱,甚至还在不断加重实业企业的运营负担。
  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项凯标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2011年,中国979家上市公司利息支出约1256亿元,年增长率为36.7%,远远高于其净利润的增长率,这说明这些公司经营成本的上升速度大于其净利润的增长速度。
  “近几年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现状一般,国内外市场都不景气,大多是依靠政府投资拉动,中国金融业如此高的利润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会误导实体企业向金融领域扩张,提高整体经济运行的风险。”项凯标指出,“归根结底,金融业是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的,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强大利润导致了‘本末倒置’的现象着实让人担忧。”
  高源则指出,当今金融业的负面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对实业的影响,对于消费,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存在负面影响。“高息差的银行盈利模式扭曲了资金的价格,一方面压低了存款人的收益,降低了人们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抬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从而降低了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
  危机早已显现。
  从去年底温州、鄂尔多斯、深圳部分企业主不堪资金链断裂而跑路,到农业银行江阴支行行长因身陷民间借贷巨亏而出逃境外,以及最新爆出的山东恒台县政协常委因非法吸存并放贷招杀身之祸……一幕幕戏剧化情节的背后,暴露的是金融业已至步步惊心的险要关口。
  寄望金融改革
  金融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会议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要求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使金融服务明显改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环境明显优化,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
  会议确定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12项主要任务,其中第一条就是“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
  除此之外,还提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
  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的15天后,深圳的金融创新意见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不过,与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是国务院设立不同,深圳这项地方政策将待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实施。
  深圳拟推出的改革举措包括年内成立深圳前海股权交易所、与香港试点开展双向跨境贷款、扩大代办股权转让系统试点等内容。而着眼点正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金融改革”之风大有星火燎原之势,马不停蹄,紧接着又吹向了天津、湖北等地。
  那么,由温州开始的这场金融改革能否扭转金融业险境?能否扭转中国实业颓势?能否真正助力中国经济发展?
  边晓瑜认为,温州、深圳的金融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把资金引流至实业的问题,如温州金融改革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小额贷款、典当、租赁等非正规金融,不仅使民间借贷行为合法化,而且增加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填补了商业银行服务的空白;深圳金融改革提出与香港试点开展双向跨境贷款,支持企业和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
  但在更多的人看来,温州、深圳的金融改革,其金融改革破题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质祈祷的作用。
  高源指出,从中国30年来改革的经验来看,一般都是市场需求达到一定程度后,政府再自上至下顺势逐步放开管制,有明显的渐进特征。温州的金融改革也是在民间投资和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恶性事件频现的背景下推出的。“但金融对市场机制、法治环境有更高的要求,以及利率市场化难以在某个局部地区实现等问题都会影响渐进试点式改革的进度。此外,温州的金融改革方案中回避了利率市场化和开放民营银行这两个重要问题,救火的意味多于改革,所以短期内不能过于乐观。”
  “温州、深圳金融改革试验区已经破题,但如何解决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融资困难问题,依然是中国经济向纵深发展的关键。”项凯标认为,这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如果投资领域不能进一步的放开,国有大型企业的资源垄断地位不能打破,中小企业发展的困难将依然存在。
  “但发展多层次的金融行业格局已经是大势所趋,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会增强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使中国的金融服务业向更精细化与专业化方向发展。温州、深圳金融改革的趋势和方向是毋庸置疑的,其效果还需要有其他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才行。”项凯标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