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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战略调整,博弈美国币权进攻
合伙人  贾林州   《环球财经》   201208
币缘政治时代的大国竞争
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美元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金融化加速,金融资本阶段的币缘政治竞争逐渐超越商业、产业资本阶段的地缘政治博弈,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金融枢纽。进而,世界迎来了以主权货币权力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时代,而货币战争也成为币缘政治时代大国间竞争的主要形式。
币缘政治时代美国全球币权竞争的战略纲领实质上是基辛格众所周知的名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1974年,基辛格亲自起草《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NSSM-200)文件,副标题为“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即旨在探求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和人口增长背景下如何维系美国的全球利益。这一文件的主题与1960年代末迈克尔•赫德森关于美元过度债务赤字的战略评估相一致,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基辛格上述战略纲领的具体实施方案。
这一纲领战略实践的结果是,美元金融垄断资本在其地缘政治和军事实力的护佑下,主导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金融化,并逐步完成了美元-石油-粮食的黄金三角结构的全球布局,即依靠美国在全球超强的政治军事、科技、经济实力,控制全球的石油(原料)、粮食(耕地、水)等重要战略资源,进而以石油霸权、粮食霸权、美元霸权的三角结构交融联动来共同支撑和强化以美元为枢纽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
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而以美国国家信用为背书,因此,美元债券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以美国能够控制的全球性资源为物质基础。当然,回顾美元帝国的构建过程,可以发现美元金融帝国其实内生于产业资本阶段的美国军事霸权,这以二战后美国成为最大的战胜国为标志。
因此,美国因为掌握了全球原材料的定价权,不用担心美元债券的价值问题。只要美国赤字过多而面临特里芬难题,仅需要开动印刷机印美元,既能以输出通胀的形式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
美元全球战略布局形成了以微笑曲线为基本形态的价值分配体系,发达国家控制了以研发设计、原料采购和渠道物流、计价结算为主的高利润环节,而迈向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则争向涌入全球产业梯度性分工和转移的微笑曲线价值分配底端的加工制造环节。
不幸的是,进入全球分工的发展中国家以牺牲货币主权(储备美元)为代价,因此,其在发挥比较优势的过程中不仅陷入以过度压低地租、劳动力租和环境租为代价的国家间恶性竞争中,不可能形成持续性的发展能力(通常以陷入发展陷阱为现象);而且,在微笑曲线内生不平等的价值分配体系中,必然因汇率波动和国内经济不可持续而陷入被美元金融资本周期性战略做空的困境。更严重的是,在美国长期对农业大量补贴的绝对优势而前,进入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日益依赖于美元金融资本垄断的世界粮食市场,从而将其国内社会稳定暴露于华尔街的金融核弹面前。前者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近二年来的欧洲债务危机,后者则有2005-2008年及之后的石油-粮食价格“双冲击”、正在延伸的中东动荡等。
如此,再来审视二战后东南亚产业的雁阵转移,不难发现其背后强烈的美元金融资本主导痕迹和地缘政治控制背影。其实质不过是,美国产业垄断资本向金融垄断资本过渡并完成垄断性全球扩张的过程。而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确立,也标志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由产业垄断进入金融垄断的更高级形态。这一形态的基本特征是,以主权货币为基础的金融资本在军事与地缘政治力量的保护下完成了对全球资源要素的组织动员与再定价,进而,实体经济进入产业链垄断的寡头竞争形态中。
2008年全球大危机:开启货币战国时代
   
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其实是以中国超过2亿农民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和加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这一过程的客观结果,一是中国重新成为了世界大国,成为当前世界币缘政治竞争的重要国家之一;二是延缓了美元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经济过度杠杆化的泡沫破灭。
但是,随着美国以“911”事件为标志进入全球性战略扩张,美国的全球战略出现了重大失误。美国军事扩张战略恶化美国债务危机,加剧了全球性资产泡沫的破灭,2007年日美央行的货币政策变动打破了脆弱平衡的全球金融系统,大危机爆发。而中国则借机赢得了超过5年的战略机遇期,当然,也付出了手握3万亿美元储备(美债为主)的代价。
2008年大危机对欧美发达国家表现为泡沫资产的去杠杆化,而对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则表现为日益严重的生产过剩。并且,欧美日利用其主权货币的强势地位,通过原材料资源商品的价格暴涨来进行利益再分配,以对发展中国家转嫁前期债务成本。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债务的对外转嫁的主要对象。
目前来看,我们应该承认过去十多年以来中国没有建立石油、矿产和粮食等原材料的类货币储备,而进行大规模美元储备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
2007-2008年,不仅美欧经济长期杠杆化进程终结而进入去杠杆化周期,而且同时,石油、矿产和粮食等原材料在美欧央行的反周期货币政策对冲下全线暴涨!统计表明,在2008年和过去的2011年,中国石油进口价格分别达到约每桶98美元和109美元,结果是中国经济因进口大规模通胀击不得不进行全面紧缩,中国经济也只好着陆了。
货币权力角逐的主要手段,即是利用主权货币的强势地位(其国内表现为财政与、货币政策变动,而对国外则表现为汇率波动),通过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来进行资产收购或财富再分配。实际上,全球现行的美元储备制度内生性地导致主权国家间的汇率与货币战争。
欧元区虽然杠杆化程度低于美国,但是,因欧盟根本上缺乏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所需的财政与军事主权,而且,欧元的币缘纵深空间中东、北非(原料来源地与传统殖民地盟国)也处于美元军事力量的地缘控制之下,因此,在欧美货币博弈中只能靠德法轴心的领袖意志来完成。5月6日,法国左翼政党领袖奥朗德当选总统,欧元在整个5月狂跌破今年1中旬底部1.26,而向2010年6月中旬低点1.18靠近。由于6月上中旬欧元区形势仍不乐观,欧元短期内很可能创十年新低!中期内,中国政府应考虑欧元崩溃的应对方案了。
2008年,中国政府采取了4万亿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这一方面确实起国内经济短中期内有所起色,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保证了国内社会稳定;但是,也带来了恶性输入型通胀的严重后果,并使用人民币陷入对美元升值对内贬值的困境。
更严重的是,经过大规模刺激方案后,国内经济的生产过剩加剧,“铁公基”主导的投资贡献度增大到接近50%的新高。而根源于国内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加剧和全球经济去杠杆化的大趋势,中国宏观经济已经面临投资、出口与消费“三驾马车”都熄火的危险困境。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因追求GDP政绩,依赖土地财政建立起经济数据的虚幻增长。实际上,过去四年来的经济增长是一种负债型增长,创造出来的是负责型GDP。其代价是,国内分配结构进一步恶化、产能过剩加剧、要素价格扭曲强化,进而社会成本与环境成本进一步积累。这形成了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资产价值的不合理分配制度,并向其它要素领域蔓延,进而导致奇高的、已经不可持续的制度成本。
中国的出路是,必须进行全方面的结构性改革,全方位降低社会制度成本的生成机制,消除GDP恶性竞争的财税体制和官僚考核体制,将经济增长建立在真实的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国内需求的基础之上。当然,这应与突破美元霸权的国内政策进行同步调整。
2008年大危机暴发时,中美博弈的天秤几乎完全向中国倾斜。而目前,在四万亿刺激政策之后,中国经济在短中期已经陷入衰退的趋势,而美国则基本完成了经济调整,进入上升周期,在短中期占据战略优势了。2010年11月,当上海股市在全面宽松政策中勇猛越过3100点,高盛开始通过伦敦、新加坡和香港三地做空中国……随后上海股指一直阴跌到今年1月中旬,见底于2132.63点。
现在要问的是,嗜血为生的美元金融资本何时展开对中国经济的第二次战略做空?
中国新一轮救市政策与美元金融资本做空
中国经济输入型危机的演化逻辑是一个“多重二元结构”。第一重,是国内外的二元结构,中国处于美元体系的被支配者地位,不仅要买被美元定价的原材料,卖美元资本定价的产品,而且还要买美元债券向美国人提供投资和消费的资金。第二重,在美元主导的产业链分配的二元结构中,由于定价权缺失,国内实体经济处于微笑曲线价值分配的底端,而高价值的两头都在外,同时在全球去杠杆化的趋势下,市场容量趋小、利润率恶化,行业性破产或迁出趋势加剧。第三重,在经济危机后的刺激政策中,又面临“铁公基”项目信贷、房地产泡沫、资本市场泡沫及其导致长期扭曲的要素价格反弹的挤压和抽血,形成国进民退幻象和虚拟、实体经济冰火两重天的双重困境。
今天,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的绝大部分压力,都落在城乡二元结构的乡村之上。中央政策一方面想维稳与保就业,另一方面,不得不能过地方政府主导土地财政扩张剥夺农村地租收益,来驱动地产型经济泡沫。这根本上就是一个无解的悖论。
2008年大危机时,中国政府完全可以成倍提高中国劳动者的工资,启动内需而短期内紧缩外需,从而对外输通胀,那么中国就是乘胜追击,不仅可以进一步拉大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战略优势,而且,将创造收购国外战略性原材料与先进技术的战略机遇,类似中铝收购力拓就不会失败。以产业经济为思维基础的大规模刺激方案完全巅倒中美博弈的天秤,多次使中国丧失了重大的战略机遇。
当前,由于以石油价格为标准的国际原材料价格仍然高企,因此,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标准的滞胀之中。这样的经济形态下,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必然导致更严重的恶性通胀和产能过剩。也因此,从2008年开始,国内外经济环境其实都已经不具备实施刺激方案的客观条件了。现在,由于国家财政能力在上一轮刺激方案中严重消耗,而还要应对由其引起的趋于严重的社会成本开支,新一轮刺激政策只可能使中央政府陷入财政破产的危险境地。
更糟糕的是,新一轮刺激政策必将中美博弈的天称完全倒向美方,从而使人民币在美元金融资本博弈优势面前不堪不击。而届时,国内资本市场暴跌和产业经济浩劫也将到来,从而使国内优质资产成为美元金融资本的囊中之物,中国经济也陷入美元化和殖民化的境地!
显然,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有效应对美元币权战略为前提。而美元资本主导的石油定价长期超过100美元/桶,实际上了表明,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至少在中短期内可能已经结束了。如果说,2008年美国只是在经济层面客观上有此认识的话,那么,美国2012年新发布的新军事战略报告已经明确地在军事战略和地缘政治层面上宣告了这一点。
中国应以战略紧缩应对美元币权攻势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美元金融资主导的高度垄断的宏观经济结构和竞争形态。国内经济的首要命题,是如何推动人民币资本进行全产业链并购与重组,进行产业协同,以寻求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复合收益。当然,此先决条件是保持社会稳定。由于中国不具备美国有美元全球储备的优势,故必须内部消化产业链重组的社会成本。
在二战后的新兴国家中,除了日韩台(地区)作为美国盟国因货币主权委以美元而实现了工业化,大规模人口国家的工业化几乎没有成功先例。而具体条件来讲,也只有日韩台依靠小农经济的集体村社文化来实现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外部成本的内部化,而以前同为小农经济形态的越南、印尼等部分东盟工业化国家,则因采取了华盛顿共识的土地完成私有化而陷入社会动荡和经济停滞的发展陷阱。
因此,无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是主动还是要被动进行经济紧缩和战略调整,都应该对“三农”实施以小农村社为主体的再组织化。这也是建设国以来国内历次经济危机得以顺利软着陆的基本经验。
然而如今,基于恶性的县域竞争体制发展的中国地产型经济奇迹,正大规模推行合村并镇、强迫上楼、侵占农地的新农村建设,日益消蚀我们这一本为先天优势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
再回头来看,推动国内产业链重组和启动内需,就应改变其根源:以GDP为核心的考核体制和以生产税为主的央地分权的财政分税体制。
以GDP为核心的官僚考核体制是赶超战略的产物,而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百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中,我国继亚洲金融危机进入工商业资本双重过剩后,08年大危机又标志我国进入了工商金融三大资本的全面过剩阶段。因此:
首先,要改变以GDP为核心的官僚考核制度,建立起以民生和社会发展为核心的考核体系。
其次,要尽快扭转亲资本的财税优惠政策,告别经济政策的亲资本导向。
再次,逐步改变以生产税为主的税种结构,转向对占据绝对比重的金融资本征税。
最后,改革与完善央地分权的财政分税制度,建立起中央更加集权、对地转移支付的财税体制。
当然短期内,应尽快出台相关法规,效仿国际惯例,对大规模资本撤离征收高额托宾税,建立起美元金融资本做空的防火墙。
币缘政治与货币权力角逐是以一国财政能力和军事能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其博弈的主要原则,就是利用主权货币国家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周期性特点来争取国际商品价格的定价权,进而在虚拟经济层面通过金融市场完成价值重构与资本配置,而在产业经济方面则实施全产业链的垄断性整合。
中国扭转实行六十多年的赶超战略,对内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国内的制度变革与技术创新必须以目前泡沫性的资产价格的回归和重置为前提,这也是代价,否则将经济增长建立在技术创新上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对外,实际上是以周期性的战略紧缩,来创造人民币资本进行币缘圈整合和资源、能源保障的战略机遇。作为一个超大型工业化国家的主权货币,人民币完全具备这样的战略潜质,这也是我们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
同时,作为全球经济最主要的经济体,中国目前依然具有大幅提升劳动者工资水平,反击美国输入通胀之恶劣行为的战略优势,虽然,不得不承认目前阶段实施这一政策,所承受的代价要比2008年时大得多。但是,如果承认近些年的经济发展以社会环境为巨大代价,而当前恶性通胀又有强烈的资源环境和劳动要素的报复性反弹的因素的话,那么,主动地弥补以劳动和环境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成本,降低以土地财政泡沫性资产为核心的制度成本,对中国来讲仍具有中长期的战略收益。
对外战略调整则以产业链整合为基本原则,全力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资源重商主义和以农业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的重农主义三大战略。
当然,在欧元问题上,中国应对德施以援手,再演三国旧事方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