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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经济:城市发展稳定器
合伙人  项凯标   《中国产经新闻报》   201209
  机制是城市的“神经”,若要城市自如运转、城市居民与城市和谐共生,则需要这些“神经”四通八达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更关键的是反应敏锐。

而我们目前必要的各项城市机制中,有的缺失,有的则反应不灵,这之中,最关键的一项缺失是城市平衡机制的缺位。

专家指出,城市社会平衡稳定的关键在于纺锤体社会结构的构建,而这一方面需要完善社会分配机制,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则是针对民营草根经济的长期稳定的激励机制。

城市机制建设欠账多多

“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循环系统,它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城市内部各系统之间的相互配合与协调。”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阎雨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

事实上,正是在各项机制的灵敏作用下,才能达到阎雨所述的理想状态——城市内部各系统之间的相互配合与协调。

在武汉大学(微博)教授刘传江的表述里,这种“城市循环系统”或者“机制”,则是与城市化相关的制度安排与变迁。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城市化相关的制度安排与变迁可以视为影响或决定城市化因素的基础性因素。

“反观我们目前的各项机制,有的明显欠缺。而有的,反应又不够敏锐。”贵州大学城市管理与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项凯标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

以城市建设为例,顶层设计缺乏是被诟病最多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最快速的地区是农村地区和城郊地区,这些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处于计划体制之外,政府在初期并未将之纳入规划管理的范畴。

城镇发展由老城区沿着过境公路向两端呈带状伸展,不仅没有形成依靠土地地租收入投资城镇基础设施的机制,同时还产生了城镇发展与过境交通混乱、乱占农田的不良后果。

刘传江指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及国内某些地方(如温州市龙港镇)的经验表明,只要能够提供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状态由自由放任到组织有序发展完全可以变成现实。

而另外一些城市机制,则虽然早已设置,却有些反应不灵。

近年来最突出,便是城市应急机制的反应不力。

7月21日一场大暴雨,让北京付出惨重代价,也正是由此,人们开始进行反思。

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详细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刚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尽管我们的城市发展规模很大、人口很多,“但是在面对一些突发性的问题上,应对的水平并不高,说明我们的城市本身还有待发展和提高。”

阎雨则指出,许多城市已经建立各类应急预案,但问题在于缺乏将应急预案转为应急能力的实质操作性。

阎雨以北京为例指出,北京已建立了自然与人为灾害等诸多类型的应急预案,但应急预案转化为活的应急能力需要各职能部门人员能明确自己的职责,迅速投入行动。此次暴雨则表明,北京应急预案缺乏实质性的演练。

有资料显示,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80%多的预案都要每年进行至少一次的演练,演练结束之后至少70%的预案内容都会再做修改。“北京这座城市在真实发生的天灾面前,暴露了诸多技术、执行等层面的不足。应急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在应急平台建设、监督管理、物资储备、实战演练方面注重实效。”阎雨指出。

项凯标指出,在城市中,或缺失,或反应不灵的机制还有很多,例如利益表达协调机制、社会保障机制还不足够完善,社会舆情汇集预警机制也还尚未有效建立,“而这之中,最关键的缺失,则是社会贫富平衡机制的缺乏。”

平衡机制缺失导致社会分化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首次提出的一个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政策。这个大政策,贯穿于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伟大实践的始终。

在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邓小平也明确提出不允许产生剥削阶级,不允许出现两极分化,同时也没有忘记“共同富裕”这个远大目标。他鼓励先富、扶持先富、引导先富是为了使全国人民都能更快地富裕起来。

如今,正如邓小平同志预想的那样,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已经富裕起来,与此同时,我们的改革开放也到了更加艰难的一个阶段——实现共同富裕,而这就需要一个行之有效的平衡机制。

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关键,也是中国的发展目标,而更为世界性的观点表述则是,纺锤体社会结构是最为理想的社会稳定器。

不过,无论是推崇共同富裕的中国,还是推崇纺锤体社会结构国家中的大多数,都尚未达到理想状态,贫富分化是他们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这些国家城市发展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8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正式发布2012年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蓝皮书指出,面对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城市时代的悄然到来,中国的城市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的严峻挑战,挑战之一,就是城市社会呈现分化迹象。

该报告指出,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年总收入低于2万元的贫困人口近3500万人,低于2.5万元的低收入人口达6500多万人。城市不同阶层消费差异持续扩大,城市居住分异现象逐渐加剧,农民工仍然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另有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高低收入人群(各占调查总数的20%)的收入差距是22倍,而印度是14.6倍,俄罗斯是13.5倍,美国是9.8倍,日本是7.6倍。

某媒体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大城市,尽管“天价豪宅”和“棚户区”之间往往仅有一墙之隔,但“有钱人”和低收入群体居住区域的界定和划分已经越来越分明和固化,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

经济观察家张嗣兴指出,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地区居民之间,特别是高低收入人群之间,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将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公正,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完善的社会平衡机制缺失难辞其咎。”项凯标指出。

草根经济关系城市稳定

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人们想到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城镇化与发展城市经济、改善人们生活、提高人们收入本应是相互促进的,但中国的城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均衡。社会各阶层之间、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发展失衡。”阎雨指出,“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理应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为社会提供福利、减少贫富差距、增加就业、社会保障,提供更为均衡的教育、卫生、住房等关系民生的服务。”

不过,项凯标指出,除了在收入分配机制上做平衡,在发展政策上做好平衡也将会对城市的贫富分化问题有所缓解,而后者将会更根本性地解决问题,在这一点上,温州的发展也许将为我们提供一些经验。

众所周知,橄榄形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结构,但目前更多的城市发展却呈现两极分化状态,橄榄形城市屈指可数。

浙江省的几个典型城市即是极少数初具“橄榄形”轮廓的城市之一,以温州乐清市为例,当地总人口118万,出去“闯市场”的就有四五十万,光在北京经商办企业的就有10万人,这10万人基本上是大大小小的“老板”。同时,该市的低收入群体占5%左右,家庭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有10%,余下的人均年收入都在1万元-10万元范围内。

总结温州的经验,民营经济发达是最关键的原因。

“中小企业是万善之源”,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微博)说,他分析国内外有关数据后发现,“凡是每一千人拥有企业数量的比例高,城乡差距、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就低。”

浙商研究会算了一笔大账:5000万浙江人里面,扣除老人小孩非劳动力,4个国民中就有一个是“小老板”,一个人带动一个家庭,这样,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浙江民众至少有2000万人。

“草根经济的作用不容忽视,民有是民享的重要路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温州财富神话给人们的最大启示,就是政府对民营经济“有需则让、非禁即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给予老百姓政策支持,放水养鱼,实现小河有水大河满、民富国强。

项凯标指出,收入分配机制的完善更多的是通过直接给予物质来缩小贫富差距,而着力发展民营经济则是管理者通过给予政策让放低普通民众争取财富的机会,这更是可持续、有活力的方式。“所以,我们社会稳定最需要的是长期稳定的支持、激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机制,而目前虽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措施很多,却不够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