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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发展寻径迷途
合伙人  项凯标   《中国产经新闻报》   201209

什么样的城市才能让生活更美好?

城市发展不等同于城市化的发展,这是过去30年许多城市管理者尚未厘清的问题。

城市化的发展,必须立足于城市的健康发展——不仅仅是高楼大厦的一味向上,也不仅仅是环路的无限扩张,还包括城市地下设施的规划与完善,还包括与兄弟城市的协同发展——这是未来城市管理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而这,相当不易。

“像模像样”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直至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8%。

纽约、伦敦、巴黎,这些繁华都市曾经是一代中国人心目中国际城市的典范,就像有首歌唱的那样——“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也是不少中国城市的梦想。于是,为了追赶这些心中“偶像”,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可以用“飞速”来形容,一转眼的工夫,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城市的版图也是扩了又扩,不少城市从二环扩到三环、四环、五环甚至六环。

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27%,也就是说,改革开放的30年,平均每年有1%到2%的增长点。而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则大约经过了将近200年的时间。从18世纪中叶开始,到20世纪中叶,经过漫长的发展,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到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

相较于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显著的加速过程。

在中国,有许多个城市,已经建得相当宏伟,其外观与那些国际老牌大都市相比,也像模像样毫不逊色。但是,速度极快的城市化有其成功的一面,同样,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也隐藏了一些失败的遗憾。例如,一些建筑过早报废、甚至尚未投入使用就出现质量问题;再例如,在繁华现代的都市地下,却是老旧失修、规划失当的地下管网。

就在前不久,哈尔滨机场高速阳明滩大桥发生垮塌,四辆货车冲下桥体,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这座大桥投资18.82亿元,仅耗时18个月,通车还不满一年。

6月18日,辽宁抚顺月牙岛西跨河大桥在竣工前1个月发生垮塌,5月份湖南平江的一座石桥因暴雨和船撞导致垮塌,致使2人遇难4人失踪。

2011年7月,杭州钱江三桥辅桥桥面塌落。

在一些大桥纷纷出现问题的时候,一些路面也出现了问题。

2012年8月29日,邯郸路面塌陷,一辆出租车陷入其中;8月29日,哈尔滨发生了8个月来的第八次路面塌陷,而半个月前的8月14日的塌陷中,还酿成了两死的惨剧;8月14日,辽宁大连星海人家丁字路口路面塌陷,一名18岁学生掉入热力井。

此外,北京、合肥、长沙、南宁等地今年也都出现过城区道路塌陷事件。

事故过后,相关部门都对原因进行了总结,例如超重、天气、降水等等,但在这些原因之外,质量问题似乎很难绕过去,我们是否遵循了“又好又快”的建设原则?

“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做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在西方国家可能要用七八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来完成,客观上讲短时间内很难做特别好的协调和战略规划。”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详细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刚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

2012年7月21日,一场暴雨则让我们看到了,市政管网等地下配套设备的不足。

北京排水集团副总经理郑江曾向媒体表示,目前北京的排水标准还是上世纪80年代建设的,标准比较低。同时,北京的地下空间被众多管线占据,排水管线几乎没有太大增容的可能。北京规划院顾问张敬淦也向媒体表示,管理如此庞大的城市地下空间,我们仍在使用手工方式。

由于各单位地下各种管线的陈旧、事故、新建、改建、维护等建设项目自行建设,相互破坏彼此管道的事件时有发生。

这些无疑都表现在城市建设中市政管道、道路、项目反复拆建。

对此,徐刚则表示,一方面这实际上和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和我们的发展理念有关,“长期以来我们城市发展者和决策者比较关心的是产业功能、风貌形态等比较外在的东西。”

相较而言,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地下管网的建设则相对完善。例如,法国巴黎的地下水道系统享誉世界,均处于地面以下50米,水道纵横交错,密如蛛网,总长2347公里,有26000个下水道盖,其中18000个是可以进人的。巴黎总共有400名下水道维护工、600名地面作业工,负责整个巴黎下水道网络的维护,包括清扫坑道、修理管道等工作。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管理者也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在辽宁的一次采访中,一位当地官员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谈起当地的道路建设:“我们去国外考察,看到人家有宽阔的道路中间绿化带,回来也建,但根本没弄明白为什么。”

原来,宽阔的绿化带,一方面可以成为很好的排水通道,另一方面,当路宽不够时,又可以方便地取消绿化带拓宽马路,而不必拆掉路旁建筑。但是我国有些城市的城市道路中央区宽阔的绿化带下面却是坚硬的水泥——不但不能帮助排水,反而成为水灾隐患。

“跟成熟的国际大都市比,中国的许多城市虽然看起来像模像样,但内里需要下大工夫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上述官员指出。

尚未找到最佳路径

城市化是指人口和产业活动在空间上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30年来,中国各地为实现这个过程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路径,但仔细观察各个城市的发展,交通拥堵、高耗能、高污染等种种城市病频频爆发。

显然,他们尚未找到最佳路径。

开发新区,是现今很多城市都在进行的一项工程,也是目前看来相对成功的一种尝试,比如,天津的滨海新区,上海的浦东新区等。

徐刚指出,有些城市由于缺少比较集中的发展空间,想要向外发展只能跳出老城,在老城的基础上,建立新城。同时,把老城很重要的城市功能疏解到新城里面,比如行政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服务方面的中心放到新城区,由此可以带动新城的发展。

不过,也有观察人士指出,开发新区的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与老城发展不能有效融合,呈现割裂的状态。

卫星城的发展也是一种模式。卫星城是指在大城市外围建立的既有就业岗位,又有较完善的住宅和公共设施的城镇,是在大城市郊区或其以外附近地区,为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工业而新建或扩建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城镇。旨在控制大城市的过度扩展,疏散过分集中的人口和工业。

“如北京的卫星城(良乡、昌平、顺义、怀柔、平谷、密云、延庆等)的发展就存在许多问题。”贵州大学城市管理与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项凯标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

一是不能有效吸引市区人口,大多数卫星城经济实力发展不足,功能不尽完善,与中心市区相比缺乏吸引力;

二是发展方向不够明确,卫星城的发展规划雷同,没有发挥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忽视了城镇自然、历史文化的特色;

三是基础设施相对滞后,7.21暴雨之后大量的人员伤亡都集中在卫星城,暴露了基础设施建设不扎实。

开发新区和建设卫星城,都是经过论证的具有一定可行性与合理性的发展模式,但是,更多的城市却由于种种原因,选择了更为简单粗放的“摊大饼”模式。

“摊大拼”指的是城市建成区空间上的连续扩张和外延。从学术上作更深层次的理解,则是在批判城市的发展处于一种盲目的、无序的扩张状态。

对此,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在“2012年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上直率地表示,像北京现在的发展,都市圈没有多大前途。

华生此处提到的“都市圈”,则是城市发展的另外一种模式。这也是目前学界推崇,而实践并无大起色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例如,环渤海都市圈,本意是各个城市差异定位、资源互补,形成合力取得较大发展,但事实上,则发展成了定位类似、资源争夺的模式。

“这种道路的选择是多种因素综合考虑的选择。”徐刚说。

观察人士指出,地盘越大权力也越大、经济体量也越大,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更为地方官员所看重。因此,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竞争远远超出了协作。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种无限扩张的发展模式,已经造成严重后果,而表现之一便是急剧扩张的人口对于有限的城市优势资源的争夺,其矛盾已经相当尖锐。

本系列报道第一篇曾提到,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的调研显示,由于涉及财政成本,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反对。但事实上,反对户改的远不仅仅是市长,原有城市居民也是坚决反对户改的力量。

今年年初,网络上曾经流传着一个上海年轻母亲写给市长韩正的一封信,其主要内容就是要求上海市政府反省目前让外来务工子女在本地免费获得教育的政策,认为“外来人员子女入学分享了上海本来有限的资源”。

科学发展不容易

对于城市规模联合国(微博)有个定义,两万以下是城市的下限,10万人作为大城市的下限,到了10万人可以称为大城市,100万人是特大城市。

不过,中国有中国的标准,20万以下为小城市,50万为中等城市,50万至100万是大城市,100万以上为特大城市。人口在340万以上,具有强大的中心城区,城市辐射能力超过2500万人的是大都会城市。在中国这样的大城市有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天津、沈阳、成都、重庆。还有很多城市纷纷想挤入这个行业,并且正在为此而努力奋斗着。

如果不仅仅考虑经济利益,也许我们最该考虑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城市才能让生活更美好?

有学者指出,真正区域一体化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也许将打破规模“魔咒”。

以区域一体化为中心的城镇化过程中,关键的因素不是单个城市的规模大小,而是区域内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联系的强弱程度。

选择这样一条城镇化道路,意味着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将这样一个区域的整体力量发挥出来,而不仅仅是促进其中的城市的发展。它要求我们既要充分发挥这个区域中主导城市对整个区域在整体功能定位、发展规划、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基础设施布局等诸方面的主导作用;也要求我们建立区域范围内比较系统的、完善的城镇体系,做到大、中、小城市及镇在本区域范围内合理布局,进而使其区域整体效益得以充分发挥,最终促进区域范围内城乡经济、社会联系不断增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

其实,说白了,这也正是城市圈的概念。

华生也认为,发展都市圈是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式。发展城市圈,首当其冲就是都市本身的规划问题。“中国的城市发展最主要的问题,如果从制度上说,最主要是土地问题,如果从布局上来说,首先是规划问题。”

从仅仅着眼于“大”,到懂得“小之美”,也许是这将是未来城市管理者的一个重要转变,唯有如此,中国城市才能健康发展。

除了城市扩张的方式,城市内部建设质量的提高也是城市管理者不能回避的问题。

“从城市化本身来讲,城市化不仅仅是外延的扩张,而重要的是真正内涵的提高。”徐刚表示,我们要走的是科学的发展,科学的规划,科学的手段,同时对综合管网做很精细化的布局,研究和后期的运营管理,这些都要重视起来。

徐刚指出,现在也有一些城市已经开始重视这一点了,做了些工作。比如一些城市开始探索城市下水道,运用数字化的管理,对有可能出现的漏点、问题,实施监测和管理。

除此之外,徐刚还指出,城乡的融合共享也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内容。2002年中央提出的城乡一体化的政策,而且在提高城市化质量上,“农村的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徐刚表示,把农村的发展、农村的产业、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的人居水平的改善,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区解决好,我们城市才能真正发展壮大。

此外,还有专家提出了更深层次的疑问,这也应该成为我们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慎重考虑的环节。

例如,项凯标认为城市发展不应该照搬别人的模式和别人曾经经历过的历程。他说:“我们要认真地思考一下或重新论证一下中国城市化的进程问题,是否有必要,将中国城市化的水平定得同西方国家一样高?”

项凯标指出,我们必须考虑到,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比较贫乏,若要达到75%以上的城市化率,我们的资源能否提供相应的保障支持?

“伴随科技的进步,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可以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地方或在家里办公,召开网络视频会议,在网络上购物等,节省时间、物流、交通等社会交易成本,大城市的许多功能开始弱化。”项凯标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