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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蓝领:无处不在的边缘人
合伙人  项凯标   《中国产经新闻报》   201209
也许,绝大多数人对于城市化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城市越来越大,楼越来越高,车越来越多,而穿梭于这些高楼大厦之中的人,也越来越密。

人,是一个城市的灵魂。而我们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忽略的,恰恰是对于“人”的考虑。

都市“新蓝领”挺尴尬

他们一年中有超过300天停留在这些城市中,但他们在这个城市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衣食住行生病住院都在这些城市中,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任何保险;他们在这些城市中无处不在,但他们都是城市中的边缘人,他们甚至不确定,自己到底属不属于他们所在的城市。他们,被称为都市“新蓝领”。

新蓝领,指目前工作和生活在二线(或以上)城市的、为城市日常运转贡献力量的基层工作者,包括销售、房产经纪人、保安、美容美发师、快递员等职业,也涵盖了部分基层白领工作者。“新蓝领”人群不包括传统的工厂工人、建筑工人等。

以上,是国内最大的分类信息网站赶集网在9月3日发布的《2012都市新蓝领生存报告》中给出的定义。

这个定义与我们曾经公认的“新蓝领即新一代技术工人”有所区别,但不管这个界定是否准确,他们关注的这个人群,的确是我们想要关注的人群。

赶集网招聘行业高级分析师谢晓霞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报告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主要采用了赶集网的近千万的平台数据,结合在线问卷的调查方法,以及对新蓝领的深入访谈和研究获得。其中,调查自7月23日至8月19日,历时四周,共回收来自全国各地100995份有效问卷,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41个城市,受访人群涵盖各个年龄段。

报告显示的这些新蓝领的生存状态令人堪忧。

劳动强度大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近九成新蓝领每周工作超40小时。

报告显示,每周工作在40小时以内的仅占13%,超过半数的人每周工作40-60小时,其中最常见的周工作时长是40-50小时,这类人群占比近三成(29.5%);另外,每周工作50-60小时的超过五分之一(22.0%)。值得注意的是,每周工作超过70小时的超过两成,达到21.3%,甚至有3.5%的受访者表示每周工作超过100个小时,按一周工作7天来算,每天工作也超过14小时。

报告显示,每周工作70个小时以上占比最高的5类职业是:司机、房地产经纪人、厨师、服务员和保安。这些职业中有1/4的人每周工作超过70小时。

数据显示,上海和深圳新蓝领更为辛苦。上海可谓一线城市中新蓝领最累的城市,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的占比高达83.8%,每周工作100小时以上的占7.6%。相比而言,北京和广州的打工者则稍显轻松,北京每周工作100小时以上的打工者只占3.7%,仅是上海的一半。

其次,福利待遇差,超半数没签合同、没上保险,近半数法定节假日无法休息。

新蓝领人群中,与雇主签订了劳动或劳务合同的不到一半,56.0%的人没有签署合同。这意味着,他们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数据显示,不签合同最多的3类职位是司机、厨师、收银员,比例均约在七成;签合同比例较高的是保险经纪人、保安、采购员、仓库管理员等,但签署比例也仅约六成。

赶集网报告显示,为员工上了五险一金的雇主有约两成(22.3%),还有2.3%的雇主为员工上了其他商业保险。值得一提的是,超过半数的雇主没有为员工上任何保险。

报告显示,法定节假日可以正常休息或拿加班费的有51%,另有近半数的人不能正常休息,也没有加班费。调查显示,房地产经纪人、司机、收银员、厨师、保洁等,是比较典型的不能休息也没有加班费的人群。

最后,配偶分居、留守儿童情形普遍。

调查显示,在已婚新蓝领中,与配偶在同一城市工作生活的占79%。在不同城市生活的夫妻中,64.3%有一方在老家。在有子女的新蓝领人群中,子女“跟自己”生活的占40.1%,这意味着留守儿童的比例高达约六成,的确是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户口难题

老孙来北京已经十几年,如今依然租住在丰台区一间小平房中。儿子在北京出生长大,转眼就到了上高中的年龄。“现在最愁的就是户口,没有北京户口,就得回老家考试,可平时两地的学习内容根本不同。”老孙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户口问题最头疼,除了关系儿子的上学问题,自己看病也成问题:“年纪大了,经常跑医院,可医保在老家,在北京看病都报不了。”

谢晓霞告诉记者,赶集网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新蓝领觉得在城市人际交往中受到的最大困扰来自于不受尊重,而这种不尊重,在很大程度上又来源于地域歧视。“住房、户口这些象征城市生活的敲门砖是新蓝领希望尽快解决的问题,如今的新蓝领更想将来留在城市里,融入城市生活。”

的确,他们不但想留下来,更希望融入城市。但,对于大多数普通城市务工人员而言,这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此前,有媒体报道,今年四五月间,由国家发改委组织的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调研课题就涉及了农民工融入城市化的成本问题,在调研户籍制度时,调研组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

为什么户籍改革会遭遇市长们的反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附着在户籍上的教育、医疗等各项社会保障,这需要当地政府的巨额财政支出。

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10年在《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中所指出,中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万元左右。这对于当前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而言,显然是难以承受的重负。

取消户籍要为每一个城市务工者支付10万元左右,而保留户籍,则不但不必支出,还可以从这些外来务工者身上取得税收收入。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也是各地政府不得不做的选择。

以上海为例,2011年上海常住人口达到2347.46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达到935.36万人,已占常住人口总量的四成。这些外来人口及其子女都要在本地享受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自然会给本地的财政带来极大的压力。

问题隐患及解决

叫新蓝领也好,说是农民工、城市务工人员也罢,说的都是同一个群体——他们常年生活在城市,却不享有城市户籍、福利保障,他们是这些城市中的居民,却还不是这些城市的市民。

与他们的父辈一代农民工不同,都市新蓝领从心理上已经不想再回到农村,随着城市化的迅猛发展,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而问题也就越来越凸显。显然,这将成为城市化健康推进的一大隐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阎雨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盲目的城镇化只会导致这个社会越来越不安定。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水平很高,比如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它的城镇化率都超过了80%,但是人们普遍感觉到大量失去土地进入城市的居民,由于没有能够获得正常的工作,所以在很多地方形成了不少的贫民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城市化绝不仅仅是城市外壳的扩张,城市居民的安居乐业才是城市化的灵魂。

在贵州大学城市管理与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项凯标看来,农民工的城市化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他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

首先,由于当地居民有排斥心理,而农民工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外乡人”,这种情感的变化要有一个过程;

其次是就业技能方面,大多数农民工由于文化教育水平相对不高,没有特别的技能或技艺在手,一般只能从事比较辛苦,而且收入还比较低的工作,很难融入原来城市的社区生活;

第三是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也严重地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详细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刚也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农民工市民化的确还存在多方面的障碍。

徐刚认为,这其中有农民工自身的原因。例如,农民工本身的公民素质包括技能、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程度,以前生活的习俗环境等,可能都与城市对新市民提出的种种要求存在差距。

徐刚进一步指出,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的更深层原因,在于城乡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割裂的二元化发展,破解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城市中到处都是从事一些简单服务的基层农民打工人员,这个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健康的城市化,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事情。”徐刚指出,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他们城市化水平高,一方面体现在人口比例达到80%或是更高,更重要的方面是就业的人口从事的岗位程度较高,这来源于城市本身功能的完善和强化,隐含的是重要的知识条件,这个是我们相对缺失的方面。

“农村急需壮大和发展,一方面如果在农村,有很好的发展,生活水平和就业前景,农村才有真正的稳定;另一方面,城市化人口的质量也能得到真正的保证。”徐刚说。农村的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不能片面地抛开农村的发展,单纯的来讲是城市的提高。只有把农村的发展、农村的产业、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的人居水平的改善,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去解决好,我们的城市才能真正发展壮大。